剧场公共性的实践，需要外部的反馈予以检视，我们邀请前任文化部长郑丽君、「表演艺术评论台」台长纪慧玲，以及当代艺术家崔广宇，从不同领域、视角提出「当我们讨论公共性，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郑丽君（前文化部长）：从营运迈向具剧场精神的场域
要谈艺术的公共性，就要先把艺术放回社会。即使是个人创作，人们接近艺术也是个人或社群式的活动，本质都发生在社会里，应由此层面来谈公共性，而不是谈谁的艺术有公共性，或剧场有无公共性。
那么，什么是「公共性」？我们都认同，教育和医疗对大众不可或缺，也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决定，因此政府需要支援。比起其他公共服务，艺术的公共性较为无形，既然艺术不可或缺，政府、市场都能提供，但若市场不提供，政府就必须介入。艺术需要政府承担较高的公共责任，虽然艺术本身也以产业方式在营运、发展，要完全自偿相对比较困难，因此许多国家会有补助。也有观点认为：公共性不是「有、无」，而是光谱「高、低」之别。
比「公共性」更大的概念是「重要性」。艺术的重要性，一是有「公共性」。二是「多样性」，这是民主社会的重要基础，多样性也会催生社会的「包容性」和「民主性」。三，艺术本身不一定能自给自足，但它往往具有溢出产业之外、带动或加值其他产业的效果。
剧场的原型是西方提出的「广场」概念，人们在广场与「他者」相遇，「他者」指的是「人跟人」，也可以指「多元观点」，这样的自由才可能产生思辨和多样性，才是艺文场馆的本质，若不具备这样的功能，即使是公立机构也可能不被视为剧场。然而，社会对「公共性」的讨论是模糊的，因此场馆最简单的「公共性」就是开放、租借，这只是基本，若缺乏软体，也不会成为具有剧场精神的场域。
艺术补助和资源提供，有很多观念需要厘清。倘若没有思考公共性，创作者拿政府补助，是否就要do something for society or community？我认为要看补助目的和性质。若是支持创作和团队营运，就不需太过课责，否则会因政府支持而过度介入，但若补助具有政策目的另当别论。场馆分配资源也是，预算交付场馆就是专业治理，场馆如何与社会沟通，有其自由和自主性，同时也承担社会课责。
场馆的定位与营运是两件事。营运是追求定位的方法，但若营运变成目的，就得进一步思考。艺文场馆都是为社会存在，即使受众再少，艺术创作还是发生在社会脉络里，因此，公法人要定位自身的公共性和要追求什么样的艺术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