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公共性的实践，需要外部的反馈予以检视，我们邀请前任文化部长郑丽君、「表演艺术评论台」台长纪慧玲，以及当代艺术家崔广宇，从不同领域、视角提出「当我们讨论公共性，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崔广宇（艺术家）：创作者承担公共性课题之必要
台湾的艺术家在场馆做作品，已经被训练出一套很熟练的形式语言来传达自身的观点。场馆就像「保护伞」，创作者的天马行空、荒谬论述都能接受，反正艺术有很大的宽容度，却也呈现出「一致性」。现在展览机构有种趋势，把艺术家的研究成果当成很好的节目，艺术家既是公关高手，又是节目制作者，场馆只要找来当红的艺术家、或从事相关议题的创作者来参展，自己退到后方，把艺术家推到前线，但是，在美术馆固定的展陈方式之下，再有趣的研究都很像标本展示。
我期待场馆的角色应该要更有社会参与的企图心，站在社会更前端的位置，因为它握有更多资源，也可借助民间单位打开更多可能性，抛出更多问题让外界思考，而不是持续在一个场域展示作品、大家就要接受它的单向、消极的传统模式，或只是举办论坛，找来学者演讲、出完刊物就结束。场馆的作为和艺术家的参与，应该还可透过所谓的「行动」，创造出更不同的沟通实验。
我对建构在「场馆—艺术家—艺术菁英」之间的「内部公共性」感到怀疑，这对观众的意义是什么？许多作品都与社会脉络、议题有关，场馆和艺术家必须有共识，要把议题拉近人们身旁，而不是让人觉得艺术家很厉害而已，如果处理的议题与世界、生活有关，就应该思考如何让沟通这件事变得更有效。因缺乏沟通和训练，很多当代艺术作品别说民众看不懂，艺术家也看不懂，文化素养是要大家一起提升的。现在场馆变成打卡胜地，场馆的来客率增加，但无效的沟通对文明有什么帮助？
我不认同创作者只是生产者，沟通是场馆的责任这种观点。一位「闭俗」的画家，不想跟大众沟通但又想办展览，当他把画作放在公共空间，几个人看见了，我认为那时候他就必须承担公共性的课题。创作者只是学习如何介入社会议题的参与者，他在过程中学习如何处理身处的机构、体制、社会、城市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因此，创作者的姿态能否稍微谦卑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