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公共性的实践，需要外部的反馈予以检视，我们邀请前任文化部长郑丽君、「表演艺术评论台」台长纪慧玲，以及当代艺术家崔广宇，从不同领域、视角提出「当我们讨论公共性，我们讨论的是什么？」
纪慧玲（剧评人）：从「剧场的限制」谈起
「公共性」很容易被定位是全然开放，场馆把公共性当成「公众」，关心「找观众」这件事：要服务大众、跟社会百分百连结，主管机关、立委跟审计制度也以数字来衡量。事实上，剧院的公共性是有限制的。我从公共性的限制来谈场馆能完成的公共性是什么。
一、剧院是高度专业的场馆，不是礼堂或集会场所，所以有使用者的门槛限制。二、是否因专业性造成内容的限制？场馆也需思考。三、它有参与者的限制。因为制作成本产生票价门槛，也限制了参与，得靠政府挹注或调整票价来解决。四、国家级场馆固然有自己的主张，但受限官方身分，是否有不敢碰触的议题？所谓艺术自治权，艺术家有多少自由度。五、公法人在人事任用和采购可以松脱，却依旧在国家的会计制度下，因此会去计算场馆使用率、座位售出单价等，明知成本高仍要求提高自筹款，这也有问题。但倘若官方的要求不合理，场馆应该要抵抗，而不是把问题丢回演出团队和消费者身上，外界对场馆的实际状况并不清楚，包括收入、人事成本，若要讨论公共性，就应该有透明公开机制才有公共讨论的基础。
剧场有其限制，但经营者都想让它变成「公园」、「市政厅」，「文化平权」观念要场馆完全容纳接受，但应该要知道自身限制在哪、可在限制中完成哪些事，以及能否突破限制等。先限缩，才能思考：社会为什么需要表演艺术，它可企及的公共性，以及如何实践。
目前来看，三个场馆是大型的产制公司，艺术家仰赖场馆资源，场馆极尽所能把自己撑得很大，功能满载。但事实上，如此过度制造有产出相应对观众跟需求吗？当场馆是生产链的重要角色，用盈收量化所有事情并不为过，因为你有「收入」啊，为了顾及盈亏绑架经营的风险，它如何能碰触更多没有市场性的公共议题或公共行动？
回到剧场的限制，剧场就是近用性很低的产业，在这样的限制里能创造出什么是社会需要的？一个定时定点参与，形成一个聚合体（community）的场域，剧场最有利的特色应该是公共参与与意见交流，它不能跟社会性、政治性议题脱节，尤其场馆作为公资源的拥有者，必须让剧场成为公共领域的空间。然而，艺术家是否有意识生产和观众社会连结的产品？硬作品之外，我们大可开放租用，让民间软性商业作品进场，毕竟，欢娱与愤怒都是剧场需要的。到底谁来为场馆的艺术性负责，由谁来主张或声明，这才是今天谈论公共性不能回避的问题，绝不只是拉客人上门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