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自己的世代由自己来定义

编辑室（以下简称「编」）：想先请林人中回忆当时策划《汉字寓言》的想法及动机？也想请傅裕惠从媒体工作者、评论人的角度回顾当时的世代焦虑？这场策划后来是否掀起了什么涟漪？

林人中（以下简称「林」）：2007年，我23岁，一边读研究所一边在剧场打杂，台湾当时还没有这么多的展演平台或补助资源。那时剧场界活跃的中生代导演们有吕柏伸、鸿鸿、符宏征等人。那时林怀民抛出提问「下一辈可被期待的创作者在哪里？」，业界开始有了明显讨论的声音。

当年有一种很明显的世代感。我意识到世代（generation）或社会团体（social group）的话语权不该由上一代建构，应该是由「我们」自己来写、来讨论、来做，才在2007年构思、2008年有意识地找同辈人——被界定为草莓族的七年级生，推出《汉字寓言》。「年级生」也是当年社会流行的简化标签。

傅裕惠（以下简称「傅」）：跟你同世代的人听到你要做这个应该都是：耶！（欢呼状）

林：对呀，那时认识的人虽不多，但我是行动力很强的双子，很爱动员大家一起做事。那时候我没什么跨领域概念，但有意识将音乐、戏剧、舞蹈等类别的东西都放一起，譬如音乐有王榆钧跟黄思农、舞蹈有董怡芬跟周书毅、另外还有戏剧类，像魏隽展、施名帅、周姮吟、谢俊慧等，有了这样一个框架后，就开始想要找出这一个世代的论述，看这世代关心什么。日本的年度汉字选拔风潮刚好吹到台湾，我也就沿用了概念，让他们每人提出一个年度汉字的视角建构作品，让演员各自发展成单人表演，用一种社会学的方式谈当代议题，如教育、性别等，卢鼻屎当时就把北京奥运的谈进去，讲中台关系与身分问题。

傅：你刚刚就直接说中台关系吗？好有魄力！

林：怎么了吗？不能揭露自己政治立场吗？哈哈哈。

傅：没有、没有。光从这一点看，就可看出我们之间世代的不同了。我们比较关心作品美学，至于意识形态跟主体性的坚持并不会那么强烈。听到你们年轻世代可以这样脱口而出，有点惊奇。

林：《汉字寓言》发生的时间点，碰巧与国艺会推出的「新人新视野」专案计划相近，因此被评论者拿来当为例子对照，同样都是聚焦在年轻人身上，但一个是官方单位，一个是off（野外的）民间自办，而且还办得吓吓叫。

傅：我翻了一下年表，发现2008年真的很有趣，那时我们这个世代也在想「新生代在哪里？」，因此2008年有很多跨世代的座谈会。那时我待的《表演艺术》杂志就采访了很多跨世代的表演者们，譬如林怀民、郑宗龙、黄翊等等都是在那几年的前后期，统统凑在一起发生。当年的元月号我们就做了一个专题叫「继续任性的剧场卅世代」谈吕柏伸、符宏征跟王嘉明，发现这些人的态度就与上个世代很不同了，「笃定要做小，没有要做大」。

那时参与《汉字寓言》的表演者们都还不满30岁，整个行动后来还被台新艺术奖提名，我们就发觉：「这些20几岁的小孩有感觉耶！会动脑耶！会自己集合起来发声耶！」

林：《汉字寓言》前与后，思农的再拒剧团创办「公寓联展」；周书毅成立「周先生与舞者们」。两者以不同方式寻找世代、美学、政治的空间论述，同样地，都在回应产业生态的现象或问题，譬如观众在哪里、黑盒子以外的展演方法论等。我想我们这票人很在意生态的演化，如很多年以后，董怡芬成立「身体聚会所」，也是给下一世代舞者聚集的体制外平台。

傅：我对你们这个世代非常乐观，不像我们比较明哲保身或者任性。2001年，魏瑛娟、鸿鸿跟我等人曾共同发起「微小剧场宣言（microtheatre）」，抗议当时文建会「杰出演艺团队征选及奖励计划」的补助资源分配不公，因为被淘汰的都是小剧场，也引发很多「什么是小剧场」的讨论，我们试图切断与 80 年代小剧场的脐带连结。那个微小剧场的理念，并没有被延续下来；即使当时文建会连续2年特别拨款回应我们的需求，但因为对话机制与需求对象连结不够紧密（例如执行活动经费单位并不是小剧场社群），也不够团结，各做各的，我后来发现那真是一个「致命伤」。你那时是有危机意识的吗？

林：我的危机意识较不是我们的声音在哪里，而是我不想要被别人定义。若要谈这个世代是什么样子，应该由我们自己来谈，那是一种话语权力结构，不该由别人定义，因此我想要做一个计划来谈我们到底是谁。

傅：但我们很习惯被定义耶！

林：我觉得是啊，在补助结构里，很多时候用世代的方式讨论，很容易被定位在一起。

傅：台湾的补助结构，真的很容易赋予有话语权的人去定义别人。

林：所以我如今36岁了，会跟20岁的人们说：「你们想说什么就说啊。」如果真想要找到属于自己世代的文化样貌、话语跟声音，就应该找一个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做，不是复制别人的结构，框住自己。但我也发现，他们的问题可能是不知道自己的问题意识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