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此刻的世代正逐渐在改变些什么。
如同一只蝴蝶的展翅,就能掀引远处的一阵狂风,而随著COVID-19所带来的疫情冲击,艺文产业也经历了震荡。震荡的涟漪中,有一群舞蹈工作者于6月举办了「舞得聊不无聊」,一场为期3周于ClubHouse的对谈盛宴(注1),内容含括了舞蹈产业、政策、人力资源与教育篇,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环环相扣,在这些光谱外的议题相互碰撞下,俨然为当时三级警戒的每户家中,点燃了一盏盏嬴弱火光。
随著人人都可以舞蹈的时代来临,昔日我们为何而舞,明日我们又能如何而舞?现今的舞蹈教育是否还能够应付我们的需求?并支撑著我们来对应多元的剧场?毕竟,现在已不是当年渔船千金还要闹家庭革命才能跳舞的鸿蒙年代(注2),而是资源共享异常快速的数位时代,所谓的专业舞者未来要面临的,不再只是职场的遴选与挑战,还有从不同领域进击而来的表演工作者,以及一场疫情就可能是灾难性冲击的产业空间。
此刻讨论「舞蹈教育」这件事情或许不合时宜?但笔者不禁想接继那些对话留下的余韵,以自身尚浅的教学经验来叩问未来可能的环境变迁。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于今是赖
从教育的层面视之,在台湾接触「剧场舞蹈」的渠道有三:舞蹈社、舞蹈班与艺术大学。
常见的舞蹈社一词,最早于1957年「台湾省电影戏剧管理办法」登记管理,开拓者如蔡瑞月、李彩娥等前辈,早期风格多受美式芭蕾、日本舞踊所影响,为台湾舞蹈的启蒙扎下稳固的根基。同时因应国民政府政策之需要,中国舞蹈的文化宣传,自然也在相关的教育地图中无远弗届地传播。至于大家不陌生的舞蹈班,则有赖1981年国家建设研究会与舞蹈家刘凤学的推动,透过系统性的教育制度,统合中国舞、芭蕾、现代与即兴4座高峰,为往后培育辈出的舞蹈人才,并扣住不同国家与剧场的旅外舞者们,做出不少贡献。
但有别于如巴黎歌剧院般的专门舞蹈教学,以台湾进入大学前的教学体系来讲,我们所学虽未必如国外的舞者专一娴熟,却相对拥有广泛的接受能力与射程范围。随更多人才返乡,台湾的舞蹈版图蓬勃发展,松动了庙堂固有的舞蹈形式。街舞、佛朗明哥与阿根廷探戈等民间被独立出来的舞流,未必不能登上国家级场馆。
2017年国家两厅院更开启全新的大门,迎接街头热舞的高校生与云门2舞者相遇,打开更多的对话可能。一如2016年小事制作「周一学校」的开学,让来自不同领域的素人得以翩翩起舞,缩短了舞蹈与一般民众的距离;2019年更进一步沿用了街舞BATTLE与即兴JAM PARTY的概念,举办「战斗果酱」的竞赛平台,让不拘限于科班的人们得以汇聚,为彼此的不熟悉排除刻板印象,并面对面以身体开启对话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