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龄，是什么？是在某个年龄之后？还是身心进入某个状态？那么，它会有个固定的答案与定义吗？我们会听到一个说法是，台湾在2025年从高龄社会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第一个提问往往是「我们做好准备了吗？」但又该做什么准备呢？这些提问，往往让「熟龄」成为一个「问题」，但又该让它就是个问题吗？
其实，老人、长者、熟龄、乐龄、高龄、银龄等名词的出现与替换，不代表它们完全是彼此的同义词，更呈现的是：旧有印象的翻转企图，尝试替这个所有人都可能踏入的阶段，赋予更多意义，并找寻这个社会与自我生命更完善的交会点——从面对现象、解决问题到共存共好。于是，本次对谈邀请到国家两厅院艺术总监刘怡汝、弘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执行长李若绮，就两种不同型态与功能的机构，从过去脉络与现有策略来思考未来的所有可能。
Q：第一个问题是，两位认为什么是「熟龄」、「银龄」或者说是「老」？
李若绮（以下简称李）：我心中是没有那个年龄的界线。因为我觉得很多长辈在变老的这一路上，可以持续保持喜欢自己的样子，可以自主选择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所谓「银龄」最好的状态。比如说，今年3月才刚跟我们一起环岛的不老骑士，最高龄是98岁，但也有60几岁就是我们服务的长照对象。
刘怡汝（以下简称刘）：我一直以为是60岁以上，但很有可能是自己超过50岁了。虽然嘴上会说「老」，但自己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唯有早上起床，手脚硬掉，也就是身体不好的时候会有一点意识，其他部分并没有那么强烈觉得自己处于老的状态。其实，我再不到一个月就可以参加我们家的青银共创活动了！
李：我觉得有两个还蛮重要的时间点。一是「当你开始感受到身体功能退化」，比如说，我最近很有感的是「老花眼」，会很明显感受到我已经在「变老」的路上。另一个是「离开职场的时候」。
Q：不如我们就谈一下两位有没有想过自己离开职场之后会做什么？
刘：其实我30几岁就在想退休了！（全场笑）
因为一直都处于工作很满档的状态，会幻想退休之后就可以不用被工作压著走。可是退休之后要做什么喔？（想了好一会儿）就是先闲散度日吧！因为我们的年代，往往被教育人生不可以有松懈的时刻，所以我也一直处于那种神经紧绷的状态。
最近，我在练习变慢一点，就是做些可能比较需要时间的事情，例如去年练习酿酒，然后也开始腌渍食品，像是酸菜。发现这种需要时间的东西很有趣，你也急不得，提早就不会有那个滋味，它都有一定的时间，逼不得它，也逼不得自己。如果要问我，想像退休之后的人生或不工作之后，我觉得我家应该会出现非常多的腌渍类瓶罐。（停顿了一下）我好像已经开始为了不工作做准备。
李：人老了之后，最怕就是没有兴趣，没有生活目标。就算学习慢，也不可能每天真的就瘫在沙发上。但，我最怕的一个题目也是：老了之后有什么梦想？虽然自己平常就在协助长辈做很多不老梦想系列，可是我也是生平无大志的人。（笑）
不过，最近我比较常在谈，也希望可以实践，就是我非常喜欢玩桌游，一直觉得桌游是很适合让人建立互动与连结，也有很多话题。在我还没有接执行长前，就曾跟前执行长说，我想要回家开一间社区里的桌游小店，让社区的人们都可以来。或许，现在可以慢慢规划。
Q：两位怎么开始接触到「熟龄」这一块的工作、策略与服务呢？
李：我最初是踏进不同类型的非营利组织，但熟龄这一块是我做最久的，大概长达20年。在非营利组织的领域里可以看到社会很光明的一面，会发现实际在做的事情，是有机会去改变长辈的生命，或改变社会大众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甚至改变政策。
早期的熟龄策略，多是关于独居弱势的长辈，像是送物资、去他家陪聊天等。后来发现长辈有一些他们很想做的事情，例如：10几年前我们开始带长辈学写字，因为观察到长辈不会写字而影响他们的自信。后来我们做「不老骑士」，带长辈打「不老棒球」，你会发现长辈们其实是非常活跃的，可是早期没有机会被社会大众看见——因为当时社会大众看见的往往是「老人等于问题」，所以那时候我们就立定志向，想要传达长辈正面的印象给大家。
在2021年，我们做了一项熟龄生活调查，主因是现在50、60岁上下的熟龄者，已经跟过去常见的不识字的老人很不一样，我们很好奇目前熟龄世代的人希望的老后生活是什么？同时，整体政策端也在改变，早期可能比较关注长照类，将资源集中在已经不健康、失能的、躺床的长辈，可是现在一直在谈健康的余命，政策就往比较健康的老人开始推动，社区照顾关怀据点、预防失能延缓失智等的政策陆续出现了。大家也会思考，年龄再更往前一点的这些人怎么做准备。所以，现在谈银龄是有循序渐进，往年纪轻一点、健康的人这个方向去推。
刘：两厅院一开始的出发点不是特定族群与年纪，而是：「剧场可不可以人人都来？」因为以前整个制度或社会的设计，就不是要让大家都参与剧场，但我认为，我们有一半经费来自政府的税金，凭什么有一个机构是部分的人很难进来的？
记得是在2018年底，我们开始讨论两厅院有没有可能谈「共融」。关于不容易进到剧场来的人，一开始我们会从身心障碍人士思考，后来发现其实并不只如此。我们的目标开始转变成「找到被忘记的那些人」，这就非常多元，像是出现银发族。我看自己的父母就知道，他们觉得这个地方跟自己无关，但也许年轻时不见得这么认为，到了一定年纪后开始觉得很难、很麻烦，因为剧场等于「去看一场演出」，然后一场演出会有各式各样的规矩。原来这个社会是把剧场定义为「一个在做表演的地方」，甚至我们自己在里面工作的人也会认为，把节目办好就好了，但如果剧场只有这样子，我就觉得「剧场也太弱了吧」，怎会只有把节目当成唯一意义？然后把不能进剧场看节目的人通通排斥在外。
人到最后的某些困境好像都有点像，不管是什么族群，所以我们先从身心障碍人士的共融开始，然后让所有同仁回去思考负责的业务里有哪些得做。我记得应该是第二年，在年终时开了一个共识营，有人提说，青银应该进来了。其实，我们本来就有在做乐龄，但大家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这必须被收纳到共融场馆的脉络。两厅院比较积极或说有系统并跨部门协调处理熟龄这一块，是演化来的——我们这类机构比较没办法只针对单一族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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