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在香港第一次亲眼目睹梅葆玖老师的演出，强烈地震撼了我，进而在1988年正式拜师学梅，影响了我一生的艺术道路。梅老师原汁原味地继承了父亲梅兰芳大师的表演艺术，使我隔代能直接追索师祖在京剧上的创造。今天想和大家聊聊我的老师梅葆玖。
梅葆玖老师1934年生于上海，排行第九，是梅兰芳大师最受宠的么儿。生在梅家，天天吸收戏剧养分，10岁就登台演《三娘教子》里的薛倚哥，但老师天性里是「理工男」，对机械情有独钟，音响、照相机、收音机……都能自己拆卸组装，成了一生的兴趣。梅大师一边让么儿在正规学校上学，同时延请了王幼卿为他开蒙学戏。武功、昆曲等也延请各方名师到家授艺，并且严格要求遵照老师所教授的学习，万万不可以私自学爸爸唱，而不听老师的。
抗战结束，梅大师恢复演出，梅老师开始陪著爸爸演出，父子曾合演《断桥》，老师20岁时，还录制了唱片。1949年之后老师随父亲四处劳军演出，深入各种人群，开阔了梅老师的视野。但很快的，梅大师去世，各种政治运动展开，梅剧团被撤销，加上乾旦艺术为政治所不允许，一个演员在最好的年岁却无法上台。
梅老师很低调，决不与人冲突，也不太去说政治上的磨难，但曾和我当笑话地提起文革时的一桩往事。他从小就对玉米面过敏，一吃整个脸就会肿到压迫气管，有窒息的危险，那时候配给的都是玉米面，当用过敏体质要求白米面时，小红卫兵一听火了，更觉得他是娇贵的公子哥，硬逼他吃玉米面，一吃下去，果然肿涨起来只得作罢。老师提起这些有份幽默豁达，说自己因为从小爱好音响，懂得各种相关技术，在劳改岁月中，还能负责管理音响，已算是被优待了。
文革结束，开始了恢复老戏的风潮。梅老师一开始并不想上台，深恐政治运动卷土重来。后来官方再三保证，梅老师决心再上台演出，花了整整两年时间喊嗓练身。
1970年代末期，我们在台湾都透过唱片来揣摩流派大师的声腔，但因为戒严，资料流通并不便利，香港成了京剧资料流传的集散地，而且票友众多，且能力全面，会唱会拉会打，票房和票房还有竞争呢。到了1980年代，我在香港结识了许多造诣很高的票友，得到了许多唱片资料。也有资深票友会把唱腔中特殊之处传授给我。回台湾天天听，因而建立了我的耳音。还和陈永玲老师学了《贵妃醉酒》；也和梅派名票包幼蝶老师学戏，包老师很懂教学，使用记谱方法，整理了很多梅派唱腔，他会拉琴，把我还很稚嫩的唱法彻底推高了一个台阶，这都奠定了未来向梅老师学习的基础。
1988年，我一听到梅老师要到香港，立刻飞奔过去。票友们为我牵线，向梅老师表明了我拜师的心意，老师爽快答应了。众人一起吃饭聊戏，不亦乐乎，我请教起老师《霸王别姬》中有几个位置，没想到他立刻拿起桌上的筷子就走了一遍给我看。遇到一位这么亲切随和、又愿意倾囊相授的老师，我深深觉得自己太幸运了。
1988年拜了师，依依不舍地回了台湾。第二年，世局紧张，我在台北天天看著电视新闻，担忧著老师在北京的状况，自然就会打电话问安，并分享我看到的消息。这问安的电话，三天两头地打，有时候一天不只一通，带入了彼此的生活，令我们开始像家人一样相处。没有那个时代、没有在危急中相互关心，我们的距离不会那样快地拉近。
我拜师的年代，张派的唱腔大为流行，在票房中有所谓「十旦九张」的说法。张君秋的成就主要在唱腔，但梅兰芳是全方位的创造，我迫切想要振兴梅派。于是，1991年，决定到北京举办一场盛大的拜师典礼，借此突显梅葆玖老师和梅派的重要性。当时我已接任国剧协会理事长，知道自己肩负了两岸文化交流的时代使命。是以深知拜师大典不只是我个人的事，还攸关京剧文化的推动。邀请了所有的名角嘉宾超过百人，还特请叶少兰老师担任司仪。我成了梅葆玖老师的大弟子。后来，许多戏迷因此暱称我为「大师姐」。（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