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亚洲，对提著琵琶，随时准备近身肉搏不同音乐系统的音乐家钟玉凤而言，是个一时难以回应的命题。她说，「亚洲」有点大，有点空泛。在这个词汇的交集里，究竟我们谈的是地理位置、亚洲经验、亚洲文化，还是亚洲认同？
由形而上的概念切入，显然并非实践者习惯的思考路径，但当这些疑问被暂且搁置，回到她与五湖四海不同音乐人对打的实践经验中打捞，却有些共通的主题逐渐浮现，它们仿佛总指涉一种集体的风土喜好与命运牵连。
从经验出发，她如果发现音乐家手里没有和弦，大概就能判断这位乐人来自亚洲或非洲。她说：「和弦不是他音乐处理（的方式），或是说他的直觉。」只有在和欧洲或美国的音乐家合作时，对方才会问要弹什么和弦。
而除了音乐风格的光谱远近外，在过往的合作经验中，她也发现「被殖民」是她与亚洲、非洲音乐人的共同主题，尤其如果和她一样是被归类在传统音乐类的乐手，彼此总会讨论到：「你们如何和西方音乐交手？」在许多国家或学院仍将西方古典音乐奉为主流的情况下，这些音乐人在自己的国家往往是寂寞的，且更吊诡的是，反而去到欧洲，他们才能获得认可与关注。
在爱恨交织的处境里，非主流音乐人不断尝试突围，于外部现实环境与主流交锋，内部同样需极力争取空间。她说，受西方（学院）作曲训练的作曲家，在合法的路径内作曲，「通常技术会写得很难，因为他不了解乐器的性能，然后用西方的理解去写，总之那些东西大部分都让人手受伤。」
在和其他音乐人交流过程中，有时也会相互提到对此的愤怒。回到己身，她则一直强调对当代主流而言，自己走上这条作曲的路径是「不合法」的。她很明白其他人会怎么看，「以作曲的标准来看，我当然是不入流的，我光是一个指法跟一个声音，就成立这件事情，就是不够的。」但她仍然有个冲动，就像尝试改编《百家春》一样，因为这个音乐底蕴与她有关，她很清楚每个音代表什么意思。
她说：「我只是想拿回我被剥夺的权力。」
于这些参差对照的亚洲经验里，可以感受到一种扭曲的状态。音乐人既承继传统，但又需面对族群内部对音乐的无感与疲乏；向外拓展，虽能获得目光与理解，但被殖民的生命经验却剪不断理还乱。总是快人快语的她说：「虽然很扭曲，我们都要面对这个才能……就跟脱皮一样，每个亚洲音乐人都要从这里脱，脱一层很深的皮。」
另一个更大的阴影，她认为是我们集体焦虑于亚洲音乐、亚洲艺术如何被定位。对此，使用琵琶与音乐冲撞多年的她表示：「焦虑解决不了焦虑，如果回到音乐，我就会很自在，我知道该怎么做，我知道在里面该怎么转译。」
钟玉凤
琵琶演奏家、作曲家，养成自传统音乐，关注古典于当代流动的样貌，创造力是她所在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