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舞家苏文琪20岁左右时，西方与亚洲这两组词汇的确是清楚的对比。彼时她从台湾到比利时习舞工作，在多种族、多语言的城市，受到强调个体自主性的文化影响，不断调整本来在和谐中协商的惯性。在他人眼里，她似乎特别擅长慢动作，就像气功、太极，或者身体质地被视为接近地面，自成中心，即便那些人还不知道台湾在哪里。身体的亚洲性是在文化差异的情境下由他者界定。
「我与不同的创作者合作时，喜欢讨论的过程，有很多思考碰撞，我称为是『拉开尺度的过程』。」自认在某些时候也会显露殖民思想，这是指对于文化进行分类并产生优劣比较的感受，但也是当它浮现时，更让她理解背后潜在的复杂性，身体并非能完全由自己掌握，还有一种她称为「历史的共业」在运作。在她的作品中，文化间的协商经常显现于创作过程中，但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较少成为舞台上的作品焦点。像自《从无止境回首》（2018）合作的印尼舞者Danang Pamungkas具有深厚的宫廷舞根基，但她并没有选择挪用宫廷舞语汇，作为讨论亚洲传统或当代表演的符码，因为这只是他拥有的许多舞蹈内涵之一，他是独立个体也是多文化融合体，除非舞者在排练中觉得某些动作适用，彼此才会进一步讨论，判断的依据通常是——是否能够对当下的创作产生更多层次的探索。
可是向内看，她认为「亚洲」这个词汇在政治层面上一直都很清楚，甚至在近期的文化结盟，还是需要「亚洲」作为地缘上认同的依据。苏文琪进一步说：「从在台湾开始舞者工作的时候，就已意识到台湾艺术家从某种程度来说，也身兼外交任务。有时经济政策需要发展什么，文化政策也会随著更新，比如科技、东南亚，这些都是台湾向外争取政治与经济空间的方向。在我后来工作的场域中，很少人会特别强调自己的国家与身分。最终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起工作的人是谁。」她在创作中跳脱中心化的操作，与具有独特观点的创作者合作，探索出一个美学空间。
最近她与新加坡、韩国、印尼等地的剧场工作者合写了一本《(Asian) Dramaturgs’ Network: Sensing, Complexity, Tracing and Doing》，把亚洲括弧起来，讨论亚洲的戏剧╱舞蹈构作。作者群用很多直觉性的字眼，如感应、描绘等，以多人合写的多样视角，回应西方建构的主流词汇“Dramaturge”，勾勒其词汇在文化移植与实际操作下的多样性。对她来说，当身为一位「台湾、女性、编舞家、新媒体艺术家」，就已经很难主体化自己，在全球的政治现实，台湾也仍极力争取国家定位，苏文琪说：「也许现阶段我们可以以去中心的方式讨论，这是一个正视复杂性的方法。」
苏文琪
编舞者、新媒体表演艺术家、YILAB一当代舞团的创立者。作品以结合新媒体与表演艺术的概念与形式，尝试从新媒体的思维里，重新思索表演艺术的可能性，延伸当代艺术在面对数位科技的冲击所带来的提问与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