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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来的#MeToo时刻,改变表演艺术产制样貌
特别企画 Feature 回应2023(三) 年度现象03

迟来的#MeToo时刻,改变表演艺术产制样貌

搜寻《PAR表演艺术》杂志资料库,撇除剧情介绍、历史事件或修辞隐喻不谈,「性骚」关键字最早的纪录,是1995年一篇关于民族音乐发展的文章(恰好也是年度回顾专题)。时值国立艺术学院(现为国立台北艺术大学)成立传统音乐学系之际,文中连带提及他校民族音乐教授被指控性骚扰案件成立(注1)。再次出现,已是2017年城市艺波的纽约报导。这次它有了个响亮的名字「#MeToo」——关键字标签(Hashtag)代表的是社群媒体的推波助澜,「MeToo」一词则让个人经验不再只是个案,而汇聚为集体经验并形成社会运动。

在「#MeToo」这场社会运动正式出现之前,权势性骚、性侵并非不存在;然而,一直要等到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在社群媒体公开指控好莱坞知名制作人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引发多名受害者跟进发声,过往私下流传、彼此叮咛的「耳语网络」(Whisper network)才真正被放到台面上。随后而来的取消文化、亲密指导、性别友善劳动环境等讨论,更彻底改变了表演艺术的创作与产业样貌。

从旁观者到局内人,揭开伤口后的难题

2017年底「#MeToo」运动全球爆发后,台湾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以旁观者的姿态参与其中。以表演艺术圈为例,媒体关注哪个国外大咖编舞家、导演、指挥涉入事件,创作者与团队开始探讨相关题材,机构与政府单位以国外经验参考借镜——但对国内零星爆发的个案,多闭口不提。2018年韩国木花剧团《罗密欧与茱丽叶》原受邀来台演出,然导演吴泰锡在韩国的性侵案件,经台韩双方剧场工作者的串联,也在台湾社群引发轩然大波,成为台湾第一次因「#MeToo」取消演出的案例。

若说社会运动之意义,不仅只是揭露创伤与压迫,而能带著改变的动力;那么「#MeToo」的积极意义,也不会只是「我也是」抑或「他也做过」,更要思考该如何前进。从这角度来看,台湾的「#MeToo」早在爆发之前,早已默默开始。韩国木花剧团事件之外,先是电影导演张作骥、钮承泽相继性侵判刑,后又有剧场导演Baboo性骚扰判刑、国家文艺奖得主撒古流被控性侵。一次又一次的案件,引发诸多关于「作品还能不能公开放映╱演出╱展览」、「服刑后是否该被剥夺创作自由」、「国家资源挹注是否助长权势关系」、「过往奖项是否该连带取消」等讨论,过程中也可见到众人立场的松动与变化。

2023年台湾社会快速引爆的「#MeToo」事件,自政治圈一路延烧至各行各业。这场大火来得快(虽然慢了世界5年),去得也快。加害者等著社会淡忘,媒体赚尽流量,受害者的伤是一辈子之长,而我们每个人都在重新理解自己身处其中的责任与界线。此议题之所以艰难,正因为性侵害、性骚扰时常发生在私人场合,和法律之间有一大片空白地带,举证已有困难,更有不少过往案件因社会氛围而不敢揭露而未曾保留证据。表演艺术圈无论是传统师徒制、古典音乐密室教学、舞者或演员的身体接触、导演被赋予的绝对权力,甚至艺术被期待╱认可的「离经叛道」,都让这圈子成为重灾区,其中不乏过往受人景仰的在世或已逝名家大师,也有纪念活动暂缓举办、取消演出,或遮掩人名以求安全下庄。

关照彼此,重建与展望「我们想要的」创作环境

受邀来台参与两厅院「亚洲连结:制作人工作坊」的澳洲制作人温蒂.马丁(Wendy Martin),在接受《PAR表演艺术》杂志访问疫后生态观察时提到:「『关照』(care)会是表演艺术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关键字,如何关照他人、关照环境,如何照顾观众、提供安全的创作环境,让大家能安心地分享故事。」(编按)这段话很适合作为「#MeToo」注解——重点从来不在于批斗加害者,而是重新思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创作环境。

事件爆发后,制度面可看见台北市艺术创作者职业工会与多个艺文团体(注2)站出来提出诉求,呼吁落实《性别工作平等法》、提供受害者心理咨询服务、成立专责委员会、审慎挹注公共资源等;立法院也在高涨的社会情绪推动下,尽速完成性平三法修法;文化部并增设奖补助撤回机制,「避免以国家资源间接强化不平等的权力资源关系」(实际执行还须后续观察)。至于政策「关照」不到的地方,则有民间团体积极串联提供心理与法律咨询,如表盟举办相关讲座,内容涵盖性别平权、性骚扰防治、法规与申诉救济、亲密排练准则等。

对于身体界线的讨论,实际改变了艺术生产之伦理关系与产制过程。身体作为舞台表演的「工具」,更需要被妥善对待,无论是排练、工作坊或是正式演出,都更需要营造安全环境,来让身体安然涉入险境。在英美行之有年的「亲密排练」(Intimacy Choreography)制度,近年也在台湾愈来愈受重视,无论表演艺术联盟或台湾性别平等教育协会都有相关倡议,强调事前妥善沟通与演练、专业亲密指导在场参与、随时喊停的互信机制、第三方汇报与监督等。当然,也有案例是工作坊为省麻烦,直接避免任何形式的肢体接触,反而带来另一种困扰。

如何在幽微而确切、结合耳语与证据、是非界线偶尔难辨的权力与性别议题之间,找到一条前进的道路,或许正是艺术创作可以著力之处。这些年在事件尚未爆发、运动已然闷烧之时,已有如苏品文《少女须知》系列、再拒剧团2019年《感伤之旅》或2023年两厅院驻馆艺术家黄郁晴作品《艺术之子》带来讨论。2023年的年度「#MeToo」现象,不以今年为限,正因为事件自古以来一再上演,没被看见之前不代表不存在,也因此在一切看似船过水无痕的此刻,也才能更积极地寄望于未来。

(注)

  1. 林谷芳,〈激情过后、主体何在? 高潮之后的省思〉,《表演艺术》杂志,1995年1月号。
  2. 包括台湾视觉艺术协会、中华民国表演艺术协会、台北市纪录片从业人员职业工会、台湾舞蹈生态行动协会、台湾舞蹈研究学会、补破网妇女团。

(编按)完整专访内容,可见本期杂志第90至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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