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场已经死了，托尼尔。你还不信吗？」
他想了想，摇了摇头。它没有死，只是形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可能不是永久的……有些事物是时代造就的，有些则是永恒的。这个时代的到来是人类特定文化所致，而永恒却是全人类文化的共同结果。文化人就是表演者，为人类观众创造了展示文化的窗口，并籍此展示了它的愿景、理想和目的；而这些展示对于文化的连续性、对于物种的目的性定位是必要的。
⋯⋯戏剧艺术，跟人类文明一样古老。其超越形式、技术和应用，甚至比现代大众对机器之神的崇拜还要长久。虽然祂现在暂时被我们供奉，但仍被大众所误解。
——《The Darfsteller》，1955年。
对于AI与人机时代的来临，剧场艺术早已在自身的历史中有所演示。
剧场空间中采用自动机（automaton）与人类表演者共构表演，可追溯到古希腊剧场时期的「机器神」（deus ex machina），以悬吊式的机器起重装置让演员扮演天外救星。而偶戏作为「非人」的技术史前史，在人形机器人的「仿生人」（android）进入文学书写以降，则开始走入与传统人偶分道扬镳的感知介面——其中不只攸关非人物件愈发朝向高度模仿人类的尝试，亦是对于肉身价值与剧场性真实的再次探问。
若回望「Robot」一词的发明，既是源于1920年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Čapek）的剧本《罗梭的万能工人》（R.U.R.）。剧中的发明家罗梭（Rossum）谐音原意为捷克语中的「智能」（rozum），而他所创造出来取代人类劳动的机器人「robota」则是「苦力」之意。原为奴隶的机器人在最终彻底消灭了人类，成为地球上的掌权者并展开了新一波的创世纪。
自从20世纪稳固确立下来的现代化工业社会，使得晚近一百年有著大量「人机关系」的命题出现在艺术文化之中。犹如电影《大都会》（Metropolis，1927）或《摩登时代》（Modern Times，1936）所示，自动化时代的到来，人类对机器作为现代化产物表达出强烈的不信任。「机器人对人类的反扑」作为一种文本命题的叙事设定，除了体现出人类精神的主体性缺失，也表达了「我」存有与否的存在主义式危机。
美国科幻作家小沃特．米勒（Walter Michael Miller Jr.）1955年的小说《The Darfsteller》，讲述21世纪的剧场再也没有真人演员，而是完美无瑕的机器人在台上演出。主人公托尼尔是坚信真人肉身表演价值的老派演员，他百般手段地干扰并破坏机器人，为求的就是让自己得以真人之身再次站上舞台完成最后一次表演，以作出对剧场艺术的终极献祭。有趣的是，作者并无意让读者对托尼尔寄予同情，反倒塑造出一位爱说教、食古不化的守旧老人形象，用以辩证并反思所谓「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危机感，究竟是基于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立场判断。
过去半世纪以来，AI和生成式技术与人类在表演艺术上的协作，很大程度上提供了诸多崭新的创造力。不过，作为机器应用者的人类——我们，如何更具体地想像表演艺术中人机关系的叙事和问题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