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自19世纪以来，德国剧场制度便以稳定的公共资源配置与多层级补助架构著称，支撑起从城市剧场到独立团体的丰沛生态。这套建立于「文化作为公共责任」之上的体系，过去数十年几乎未曾动摇。然而，随著2023年起军事支出上升与联邦预算收紧，各地文化预算接连缩减，尽管补助结构尚未全面崩解，现场已可见策略调整与资源重分配的迹象。

本专题的前两篇报导已探讨德国的补助制度与独立剧场现况，本文则专访德勒斯登赫勒劳欧洲艺术中心（HELLERAU European Centre for the Arts，以下简称赫勒劳）的节目部经理安德烈．夏伦贝格（André Schallenberg），分享他对制度变化与剧场公共角色的观察，也探讨赫勒劳作为同时具备历史背景、国际策展能量与社区实践的场馆，如何在资源受限下重新校准策略、重构合作关系。

预算紧缩的当下：不均匀、尚未全面浮现的风暴

受访之时，夏伦贝格表示预算缩减目前仍是个敏感议题，并且牵涉多个层面。就他的观察而言，由于预算缩减才刚开始实施，影响程度尚未明朗。因文化预算因德国联邦制而由城市与邦政府主导，不同剧场面临截然不同的处境。例如汉堡目前几乎未受影响，但德勒斯登的州立剧院已宣布终止支持欧洲新锐剧场导演的年度展演平台「快转戏剧节」（Fast Forward Festival），成为首波可见的削减征兆之一。

另一个层面则是由于全球通货膨胀，预算限制迫使愈来愈多场馆将节目制作预算转向应付基础营运开销。夏伦贝格说明，「比如在德勒斯登，文化预算的总额其实比前一年略高，但我们必须花更多钱支付能源与人力支出，能留给创作的资源自然就变少了。」这样的紧缩并不完全是单一政治因素，而是由于疫情期间大规模的公共支出，战争所带来的难民安置需求，以及各级政府为填补财政缺口所做的结构调整，皆影响了文化部门的资源流向。

尽管整体崩解尚未出现，但基层文化机构已开始感受到压力。未来随著各地政府持续调整财政优先顺序，剧场营运将面临更多不确定性。

资源安排上更加严谨：弹性更少、也更难以承诺

面对预算压力，赫勒劳的因应知道，是重新聚焦策划目标，以维持国际共制和深化在地合作。但在资源减少下，策展难度升高，须仰赖多方补助，并处理各单位的附带要求。「策展不只是艺术内容，还要顾及不同合作方的期待。」夏伦贝格表示，策展必须在政治性、地域偏好与资源限制间平衡。此外，过去可长期规划的节目，如今须待补助确定才能启动，合作条件日益不稳。「我们常只能对艺术家说：我们想邀请你，但要再等等看能不能成行。」

在这样的限制下，赫勒劳逐渐转向以更明确的合作模式为主轴，「我们会根据既有的艺术家与计划来组织节目内容」，以应对资金来源日益局限的状况。夏伦贝格坦言，这样的策展模式虽然务实，但也迫使场馆花费更多心力在行政协调与条件匹配上。他苦笑地表示，「仿佛空气都变稀薄了，弹性变得更少了。」

观众关系与自由创作网络的动态调整

现今，赫勒劳也拓展观众参与，和协助自由艺术工作者，维持作为合作伙伴与公共场域的角色。夏伦贝格表示，场馆虽已于去年调涨票价，观众的整体接受度仍佳：「我们从2018年来首次调整票价……因此观众愿意付多一点费用。」除了票价多元化，赫勒劳也持续加强与观众的连结，例如每场演出后皆安排艺术家座谈，并针对儿童与青少年族群开展外展节目，将当代艺术带入学校。

对于非德语族群或新住民社群，赫勒劳亦尝试以多语字幕与社区共制的方式拓展观众基础。例如近期与台湾舞蹈家罗芳芸的创作团队「聚合舞」（Polymer DMT）合作的节目《我的名字，Kim》，演出中提供越语与英语字幕，吸引大量平时不进剧场的族群进场观赏：「观众中有三分之一是越南人，在德勒斯登非常罕见」。他强调：「我们的策略不是减少这类节目，而是让这些策略更强化」。

另一方面，夏伦贝格坦言：「自由工作者是这波预算削减中首当其冲的一群」。为因应资源紧缩，德勒斯登的编舞家们甚至成立了「舞蹈网络」（Tanznetz），集体与市议员对话，说明创作的实际成本与工作结构。他指出，由于市议会多由兼职政治人物组成，艺术家需要从头解释何以一出作品需动用10位以上专业人员、历时数月制作，「这是自由工作者最重要的策略之一：说明他们的工作为什么重要。」

从生存辩护到价值倡议：当剧场回应社会的碎裂与多元

在欧洲多国出现文化预算削减与右派势力抬头的背景下，夏伦贝格提醒，剧场工作者当前更需回到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社会需要剧场？」他指出，德国能相对维持稳定的文化生态，关键在于其历史悠久的剧场制度——几乎每个中型以上的城市都有市立剧院，有些已存在两三百年。如今更需面对保守政治对文化价值的质疑。与文化入宪的法国不同，德国的文化政策缺乏法律保障，使文化经费常沦为「可以被省下」的选项。

这样的处境也推动剧场内部对创作价值的重新思考。「与其一味说我们需要钱，不如清楚说明：为什么这笔钱值得投资。」他指出，场馆与艺术家之间的对话也正在转变，从「这是一个点子」变为「这个作品对谁重要、为什么它需要存在」。在他看来，这不只是生存策略，更是重新定义剧场公共角色的契机。

面对德国社会日益多元与分众化的现象，夏伦贝格认为，这不是危机，而正是策划工作的本质。「你可以称之为碎片化，也可以说是多元化。」他以即将于2026年由赫勒劳主办的德国舞蹈平台为例指出，参与艺术家中有高达八成并非德国出生，但常驻在德国工作，表示当代艺术早已国际化，问题在于观众结构与决策层的多样性仍待开展。谈及外籍策展人是否受到排斥，他直言：「如果任命只是因为这个人不是德国人，那就错了。重点应该是：这是不是一位好策展人。」他并提到联邦青年芭蕾舞团曾遭质疑「不够德国」，但该团负责人在国会回应：「艺术不关乎出生地，而是你在哪里工作。」在他看来，正是这类公开辩护与价值阐述，使剧场能持续介入公共领域，为自身存在发声。

剧场的下一步，当一切不再理所当然

如夏伦贝格所言，「现在正是我们该说清楚：为什么剧场重要」的时刻。预算紧缩不只是削减资源，更让剧场不得不重新回答：我们为谁而做？价值在哪里？从赫勒劳的经验可见，当补助不再稳定，剧场不只是争取生存，更要说明其公共角色，从节目策划、观众关系与文化倡议中重新界定自身定位。剧场可以不只是承接政策与补助的对象，而是主动提出对当代社会的回应与提问——这或许才是下一阶段真正的行动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