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字一劇場

選擇前行的方向,也是選擇需要剪開的阻礙,而所謂往前,不一定是直線,沿路還是不斷會有路口出現,左轉或右轉都是往前的概念,難道你出門從來不轉彎的嗎?(雖然迷路也是自以為沒錯一直往前所造成),當然也有可能彎來彎去最後居然回到原點,但請放心,即使回到原點,這原點也不會是當初的原點,時間總會想盡辦法留下前行過的痕跡,只是不知是傷痕還是累積。

by 王嘉明 | 2017-07-01
第295期 /2017年07月號

選擇前行的方向,也是選擇需要剪開的阻礙,而所謂往前,不一定是直線,沿路還是不斷會有路口出現,左轉或右轉都是往前的概念,難道你出門從來不轉彎的嗎?(雖然迷路也是自以為沒錯一直往前所造成),當然也有可能彎來彎去最後居然回到原點,但請放心,即使回到原點,這原點也不會是當初的原點,時間總會想盡辦法留下前行過的痕跡,只是不知是傷痕還是累積。

前,地點在十字路口「」,有個移動中的「」是轎子,前面以一隻腳掌「」表示往前開路或抬轎的人。前,是現代街上偶爾會看到警察協助官員黑頭車開路的景象,「前」加把「刀」就是「剪」,剪開人群,清除障礙,往前疾駛。前,是個相對的絕對抽象名詞,在沒決定方向前,「前」什麼都不是,一旦決定後,不管這「前」的方向多虛擬,還是得往前衝。

這世間有這麼多議題,這麼多文本,這麼多劇場形式的可能,茫茫戲海中,是什麼前提決定導(或製作)一齣戲?決定後如何確定前行的方向?有些人熱中土地環保議題,有些心儀某作家文本,有些被百老匯音樂劇所吸引,而我個人是活動,及延伸的演員。

活動與演員決定了戲

活動跟空間、觀眾人數、演員、預算和聲響都有相關,如《理查三世和他的停車場》的活動是北藝大學期製作,是教育的一環,演員必然是校內學生,我通常會盡量讓多人參與,演員青澀理所當然,但仍須考量預算,如服裝套數,而預算上的思考也不太一樣,如人事費來自師生,成本降低許多,演出空間在兩百人左右的中偏小的戲劇廳(要在戶外也可以)。因為是學製,當時選擇方向為國外歷史劇,一是經典文本改編,一是想藉由「歷史」讓身處不斷追求創新時代的學生們能夠回顧過去,過去不見得舊,國外歷史不見得跟自己無關。當然戲得有力量,上述的想法才work,後來因為一篇停車場挖到理查三世骸骨的八卦和推理小說《時間的女兒》,選了原本淘汰的《理查三世》。甄選時,女演員表現差強人意,但前提是學製,突然想到可以透過操偶來訓練╱演出,因此選了多位女演員,而男演員就是如同操偶形式的身聲分離,所以當初身聲分離是為了訓練表演中「動作和聲音的意識與設計」,而非來自劇本的詮釋。

劇院版《理查三世》是在一千五百席左右巨大(註)的空間中演出,舞台設計的空間思維完全不同,其中「聚焦」是重要考量之一,雖也售票,但觀眾來自四面八方,跟來學校看戲的觀眾的「前」提不一樣(而為何要台灣觀眾看莎劇也著實困擾了一陣子),除了演員要撐得住場面,還加入了卅位素人演員以調和莎翁與現場觀眾的距離感,除了身聲分離外,還增添了六位樂手,複雜聲音的關係和層次,台上演出人員多達19+30+6=55位。

《血與玫瑰樂隊》則是在內有可拆卸兩百席以「實驗」命名的演出空間,下手狠度因此增加,風險亦會提高,不管是對自己或參與的演員和設計們,預算當然不如劇院演出,演員數降為九位,同時因與新加坡濱海劇院共製所加入的演員,這十位演員的質感和能力,成就了創作的前提和前進方向。當然「活動」本身也有不同解讀和詮釋的空間,即會帶來不同的前進路徑,例如誰說實驗劇場演出人數就要少?說不定找一群跳土風舞的媽媽們,人事成本不高之外,每次排練媽媽們還會準備許多食物可以吃呢。

回到原點也不是原來的原點

以活動為前提的做法對巡演是個大問題,譬如演員時間、空間改變(除非一開始巡演就考慮進活動中,只是個人超不愛巡演或舊戲重製),而這樣的創作前提:不是出自「自己」很想做的什麼文本或音樂劇,聽起來很被動,但換句話說,「自己」很想要做的會不會反而默默增強一直以來自己蒙蔽/合理化自己的手段,我更喜歡將自己丟入不熟悉的「活動」的社會性關係網絡中,設法忘記自己,或許也是逼迫自己前進創作的酷刑之一。

選擇前行的方向,也是選擇需要剪開的阻礙,而所謂往前,不一定是直線,沿路還是不斷會有路口出現,左轉或右轉都是往前的概念,難道你出門從來不轉彎的嗎?(雖然迷路也是自以為沒錯一直往前所造成),當然也有可能彎來彎去最後居然回到原點,但請放心,即使回到原點,這原點也不會是當初的原點,時間總會想盡辦法留下前行過的痕跡,只是不知是傷痕還是累積。

註:巨大是指舞台和觀眾之間的距離與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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