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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北美館館長記過」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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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用Jan Kott的說法,不但時間不存在,連歷史也是不在場的,我們的公共事件一向是這樣缺乏論辯和鬥爭的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有一種公眾的失語,我們很習慣在公共空間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溫層眾聲喧嘩。於是,我們連歷史的暴力都還感覺不到,歷史就結束了,我們的歷史裡只有輪迴沒有暴力,再加上我們都希望自己看起來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為它默許了保守者代言我們的自由。

亮:「平庸之惡」在漢娜.鄂蘭筆下,是一齣發生在法律殿堂裡的歷史劇,華麗的布景襯托著血腥和暴力、計畫和屠殺,主角卻是一個凡人,一個在犯罪的同時認為自己是在行使正義,所以拒絕被判死而想要活下去的人。今天媒體上的平庸之惡則變成一個幕間劇了,它是一段插曲,僅有的是一點點娛樂效果,可是它發生得太快,快到幾乎沒有人笑,也幾乎沒有人覺得不可笑,就結束了。

唯有一點不變,就是罪犯把自己當成正義的使者。

我想說的是發生在10月底的「北美館館長記過」事件。故事大綱如下:某市議員接獲陳情,指稱北美館展出藝術家梅丁衍1994年的作品《哀惇砥悌》(identity),只會令台灣所面臨的外交困境更加困難。於是,「增進外交」突然之間成為了一個藝術標準,被市議員拿來質詢市長:「這樣可能煽動外交仇恨的展出,真的適當嗎?」議會成為審判一件作品是不是藝術的法庭。我們的市長作為藝術的法官,回答很簡單:「把館長記過就好。」我們還記得他競選時曾說過,台北是一座沒有美感的城市,現在我們知道他的美感是一種行政的美感,發公文懲處的美感。

在所有人急著審判卻不想討論藝術的情況下,藝術家只好自己反擊:我的作品是一種反諷,因此,任何還有一點幽默感的外交官都不曾提出抗議,我們也不會因為沒有幽默感而恢復邦交。同時,視覺藝術的民間團體也發出嚴正聲明,譴責行政機關應該捍衛而不是打壓言論自由。這點常識,市議員沒有,所以必須等到這時候,才要求市長道歉。市長顯然對於大公無私的判官角色十分自戀,曰:如果用詞不當,導致誤會,我道歉;但我只是要表明我沒有包庇誰。然而,問題不在於誰誤會了他,問題在於他應該而沒有捍衛言論自由的時候,依照同一種他所喜好的行政美感,誰來懲處他?

一個月後,美術館館長主動請辭,並強調此事與彼事無關,雖然任期未滿,但她屆齡退休,才申請回校。故事先說到這裡。我想討論的是,如果你是美術館館長,你會怎麼做?

公共領域的公共想像

芝: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因為這問題對我來說,重點不在於是否有一個身為館長該如何做的答案,如果有答案,這個答案甚至應該是開放且集合式的,也許是對於公務人員獎懲機制的幽默應對以顯荒唐,或者籌劃某個議會劇場的身體行為,裡面都含有倡議與協商的力度。想像館長該怎麼做,好比一種政策辯論的演習,反映出不同作風和理念的主事者,在面對誤把懲處當作業績的政治人物時,所採取的切入角度,以及對政治的態度。那麼,這個問題其實關係到的是,眾人對於藝術場館的想像力,和對其所賦予的責任與期待。

當藝文場館發生一件醜聞或爭議時,往往是一次打開公共討論的契機。由於創作的概念遭到政治利用上的扭曲,顯現政治人物普遍欠缺藝術涵養,無法理解場館就策展層面所提出的歷史問題共議,也僅能以是非判決的打壓,做出不見異議包容性的言行。整個事件在媒體的報導中,只是又一次跳梁小丑的演出,人們或許也懶得再對這一插曲發出笑聲,相較於其他更具娛樂效果的新聞,一聲強硬而無反省的道歉之後,人們便不再需要追究後續捍衛言論自由的警惕,也就遑論從「記過」到文化公共性的討論。

所以我想,這次事件和你問的那個假設,其實牽涉到,無論是媒體風向或輿論情緒,今天公眾討論公共事務時往往焦點混亂,以及,眾人是否將美術館視為與己相關的公共領域。不只是看展、參與工作坊、論壇等,這種走入建築物實體空間的公共,而是以此場域為基礎所能延伸出去的思想上的公共想像。

亮:我想討論的是,美術館館長在這次記過風波扮演了被害者的角色,但是他真的只是被害者嗎?雖然整件事情進展快速到觀眾來不及同情就落幕了,但是回頭想,被害者對於傷害真的是免責的嗎?

容許我在這裡離題,扯一下莎士比亞。波蘭政治家、作家,也是很重要的劇評人和莎劇學者Jan Kott說,莎翁的悲劇有一個歷史模型,這個模型長得跟伊莉莎白時代的劇場一模一樣,是圓形的:故事開頭總是有一位惡貫滿盈的國王,他為了奪取王位,用盡各種殘暴卑鄙的手段除掉政敵,於是身旁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可是逃走的倖存者不會一直躲在遠方,他會伺機回返,以一種護法者的姿態,討伐那個無視法紀的濫權國王。當然,為了推翻這個毀法者,護法者本人也必須犯下一連串的罪行,結果推翻暴力的只有暴力,歷史只是永劫回歸。

Kott在論文中寫下詩行般的短句:「時間不存在,只有歷史在場。」

令我感興趣的是,莎劇中那些為了回來而暫時離開的角色,他們是以退場的方式在場。這是一種政治智慧,也是一種行動策略,而且在之間進退的不只是個人,還關係到法的辯論,也就是公共性的討論。這是我期待美術館館長請辭的同時,應該做而還沒做的事。目前看來,他的請辭只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官場文化中,又一次的明哲保身。身是保了,哲呢?

我想問的是,「明哲」難道不是人民公僕,特別是一個文化場館館長的重大責任之一嗎?我同意,如你所說,與其問責於館長,不如問責於公眾,問責於自己:對你來說,美術館是什麼?圖書館是什麼?劇院是什麼?如果我們不為自己發聲,結局就是民代真把自己當成是民眾的全部了,民眾被民代化了,文化以拼外交為目的,或是以拼經濟或拼政治為目的,總之,文化就是不可以自身為目的。問題是,如果發出來的聲音就是很飄渺,就是只有藝術家和民間團體在每日巨量訊息當中的幾行字,這時候,館長難道沒有加入公共辯論的責任嗎?若沒有,美術館不過就是一個辦展覽的地方,劇院就是一個表演的場所,兼具教育推廣的功能。但它不是、或不只是如此。

捍衛言論自由什麼的就不必說了,在此把林曼麗請辭南美館董事時的聲明,跳接回來,她強調:美術館的規劃和設計,是「朝向21世紀新型態美術館發展」。我把這句話翻譯成:美術館是想像未來的場所,它所激發的公共想像,就是公眾對於未來的想像,因此它有責任去批判,至少提醒,那些眼裡只有績效和資源、沒有未來的政客和地方勢力。他們無視未來,因為未來有許多無解的問題,無解的問題無助於選舉;可是問問題是快樂的,所以孩子都愛問問題,而正是這種平凡的快樂,日常的好奇,讓我們免於平庸之惡。

策展作為論辯的資源

芝:對於未來好奇、對未來有所想像,應該是作為公共人的基本責任,不只是對於自身,也對於他者,因此這個未來必定包含歷史在場的意識。這次事件的起因來自北美館以史觀版圖重新梳理典藏作品的展覽「秘密南方」,其中關乎冷戰視角與全球南方、挑戰主流視角的策展路徑,反倒在這場輿論角力中消失了,政客與媒體在南向政策的口號裡(毋寧是經濟和權力方面),無力也不在乎此展所面向「記憶與歷史中包含的病徵」。退場之時,便也喪失了一次調動語彙的政治覺察討論,某種程度,我們好像也失去文化反叛的能力和空間。那麼,就連歷史也不存在了。

亮:套用Jan Kott的說法,不但時間不存在,連歷史也是不在場的,我們的公共事件一向是這樣缺乏論辯和鬥爭的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有一種公眾的失語,我們很習慣在公共空間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溫層眾聲喧嘩。於是,我們連歷史的暴力都還感覺不到,歷史就結束了,我們的歷史裡只有輪迴沒有暴力,再加上我們都希望自己看起來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為它默許了保守者代言我們的自由。

回到我們的市長和民代,這段小戲所表演的是,困住我們的輪迴,不是以顯著的暴力,而是由平庸之惡鑄成的。館長有錯就記過,請辭了就開缺,其他的就等選下一屆再說。可是我們並非無力對抗這種惡,特別是當我們被判離場的時候。因為根據戲劇法則,下場前的最後一句台詞,總能產生一陣回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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