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這件事我們聊過了，為什麼卻忘記了。前陣子看的兩齣戲，再拒劇團的《明白歌》和表演工作坊的《江╱雲．之╱間》，從內容到形式都不同到接近光譜的兩極：《明白歌》用念歌說書的方式，重現白色恐怖時期的冤假錯歷史，雖然劇組很辛苦地為了深入民間的巡演自行募資，還是很容易聽見轉型正義的主旋律在迴響；《江╱雲．之╱間》，則是透過《暗戀桃花源》裡的江濱柳與雲之凡這對戀人，講述外省人在戰爭和政治迫害底下，離散與倖存的故事。 前者用了疏離效果，受害者幾乎全部來自本省家庭；後者很方法演技，苦主是外省人。然而，你卻認為兩齣戲很像，為什麼？
亮：當了爸媽之後，過年比起開工反而更不像放假了，對吧？ 芝：我們都是北部的小孩，過年濕冷的氛圍特別有年節之感。小時候在冷冽空氣裡放鞭炮的煙硝聲響和味道，會覺得好像真有什麼在新舊交替之際又破又立。然後在遊子皆歸鄉的冷清城市裡，散步看書，實在是過年期間最令人享受的孤獨醍醐味，是冬天裡藏與靜的意境。但生了小孩後，反倒是進入立春的蠢動交響，一種隨年節而牽引啟動的各種羈絆，也變得多重了起來。
也許放在藝術文化領域，亦可作如是說？我們習慣把「探索未知」、「開創可能性」掛在嘴邊，尤其是跨領域被文創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來臨，例如疫情，我們又渴望以報復性消費、你說的「虛擬暴食」等等，回到那個我們其實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覺得台灣錯失的良機，正是在相對不嚴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氣地「自行參照廣義的傳統」，反思你提到的、藝文節慶過剩的績效至上主義，整理出貢獻全世界的無為模式。
這回是和瓦旦、以新的「續聊天」。
評論通常預設是給親臨過現場的觀眾看的，可是啟發我們的那些思考和書寫，有一大部分是為了沒看過戲的不在場者而寫的。這樣的話，評論應該包含一種「不在場性」才對。先問你：為什麼沒去看這次人力飛行劇團的《感傷旅行》？
好的劇作家不會隨意安排登場角色，再沉默而卑微的角色都有其辯證存在的意義。創作從來都在處理當下的歷史命題，每個細節都應精實推進。
民主、自由、多元、公民社會共同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正日復一日將這些詞彙落實為值得珍視、標舉的台灣價值，「公共性」三字也愈發成為人們探討各種議題時的關鍵詞。 2020全球飽受疫情衝擊，各地劇場「群聚╱現身」的場所功能幾乎潰散，在台灣的我們雖獲倖免，戴上口罩就能在劇場與其他人貼身觀賞表演，劇場生態鏈卻仍在餘震中尋求生存契機，於此之際，把「劇場 vs.公共性」擺在一起，檢視「劇場到底能在台灣社會中扮演什麼角色？」時機恰好，也無可迴避。 「公共性」這組外來詞彙說來抽象，定義人人想像不一，我們不從理論研究著手，而是先引領大家進入熟悉的公共空間，從使用權、公私領域的劃分，到何以人們群聚至空間中成為「公眾」的意義展開探尋；繼而以「近代劇場七件事」，從行動劇場、閒置空間、文創園區、身體解放、藝術工程、部落尋根、文化治理等關鍵字，提供大家思索劇場公共性的可能方向。 正因談及劇場的公共性，得先適度切出「劇場」的範疇何在，我們以最具象的「場館」作為討論起點，實地拜訪國家兩廳院、臺中國家歌劇院、衛武營國家藝術文化中心，以及營運規模、體制性質和以上三國家場館迥然不同的台北牯嶺街小劇場，邀請館方親自提出他們對於「公共性」的想像和實踐方式，也透過五個探討藝術公共性時經常提及的向度，歸納彙整場館說法。 除了實踐者，公共性也必然納入相關的外部反饋予以檢視，我們邀請曾實地走訪歐陸不同場館、採訪劇場如何定義自身的藝術視野與回應社會的編導許哲彬撰文提供劇場公共性的國際參照；也請前任文化部長鄭麗君、「表演藝術評論台」台長紀慧玲，以及當代藝術家崔廣宇，從不同領域、視角提出「當我們討論公共性，我們討論的是什麼？」 談公共性似易實難，容易在於此題為時勢主流之趨，但艱難之處，一則如何為這個外來理論名詞找出在地扎根的定義；一則牽涉眾人，面向之廣，難以一次闊清全貌，我們試著在雜誌改版的第一期，談論這個劇場中人多有關切卻不易談的大題目，嘗試初步聚合、呈現大家對「公共性」的想像與界定範圍。觀點落差在所難免，但不妨從這裡，開展對劇場公共性的下一波對話、下一種想像、下一步行動，從2020的危機處轉折，彎出下個機會與命運交錯的劇場大冒險
套用Jan Kott的說法，不但時間不存在，連歷史也是不在場的，我們的公共事件一向是這樣缺乏論辯和鬥爭的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有一種公眾的失語，我們很習慣在公共空間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溫層眾聲喧嘩。於是，我們連歷史的暴力都還感覺不到，歷史就結束了，我們的歷史裡只有輪迴沒有暴力，再加上我們都希望自己看起來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為它默許了保守者代言我們的自由。
我沒說清楚的是，當一個作品尚在發展階段，評論者難以給出評價，以至於演後座談從一個論斷的終結時刻，變成一種不斷的討論過程；當最具毀滅性的批評都有可能在下一階段質變為建設性，甚而變成作品的一部分；當觀眾參與和回應（response）得愈來愈多，作者的責任（responsibility）是否變得愈來愈模糊呢？
我發覺，馬奎斯強調的那個兼具魔幻的現實，是為了實現一種廣大的平等，是國族歷史和個人軼事、神話與謠言、戰爭與無爭、英雄與妓女、小我與集體同等重要，沒有哪一個是為了襯托另一個，發動卅二次革命和死於樹下小便一樣重要。如果只有革命，就少了空虛；而只有小便，就沒有悲愴。任何一個人物、一處風景、一條痕跡，都不是孤立，而是互相映照的，也許這樣，才能解除小說設下的那道「孤獨」的詛咒。
階段性呈現的QA是什麼樣的一個現場？形式尚在實驗，內容還未說完，觀眾無法評論，創作者也不能不予置評。特別是我們看的那場呈現，實驗了各種手法去談台灣歷史，觀眾幾乎和演員一樣忙，一邊閱覽戲裡搬演的歷史人物，一邊忙著尋找故事和敘事手法之間的關聯。「大家有什麼問題？」導演問，我和大部分的觀眾一樣，只能在沉默裡搜尋那個還不知道是什麼的問題。
西方當代藝術喜談劇場與媒體的區別，強調媒體生產的是觀眾不在場的、間接的、虛擬的訊息，劇場創造的是直接、當下、現場的真實體驗。劇場首要的是現場感，這一點，我想看電視國劇的老伯伯也不會反對；可是，劇場必須和劇場以外的其他地方截然對立，這很像電子媒體時代的劇場，被逼到絕境的某種症狀。失去和其他地方的地緣關係，劇場的「現場」要座落在何處呢？同樣的道理，沒有過去和未來，那個「當下」究竟是什麼？
老先生到站了，隨著火車減速，他把報紙對摺再對摺，丟進前座椅背的網袋裡，走了。打動我的是那個丟開報紙的動作。方才的他是那麼全然地沉浸在讀報裡，所以丟開報紙的一剎那，更讓他顯得一派輕鬆，腳步輕盈。我從來就沒有在一個關掉手機的人身上感受過這種輕鬆。人手一機之後，丟開變成生命中難以承受之輕。
對台灣人來說，非洲無疑是個陌生的大陸，當地的文化現況，對台灣觀眾來說也顯然是陌生的。香港「世界文化藝術節2017」在去年十一月份舉行，以「躍動非洲」為主題，帶來許多當代非洲的各類表演，而應國際劇評人協會香港分會之邀訪港的劇評人郭亮廷，在此期間觀賞演出並參與相關讀劇與座談活動，則透過本文記述了他的現場觀察與藉此機會認知到的非洲表演現況。
如果萬華本身已經是一個非常精采的鏡像空間了，藝術家作為一個「再現、爭議、顛倒」現實的人，要怎麼創造出一種鏡像的鏡像呢？要如何把都市遊魂徘徊不散的萬華，再幽靈化一次呢？這是為什麼，我認為這個作品採取聲音演出的策略，真是用對了地方。它完全避開了貧民窟觀光、災區觀光的陷阱，沒有讓萬華的混亂、破敗、危險感淪為一種奇觀，它不是展示，而是用無法還原記憶的錄音檔案繪聲繪影，暗示我們不可見的，比可見的更重要。
荷官的僵直和電投人的扭曲，是反映他們現實處境的社會姿態，而她的硬撐和他的被壓垮，無非是為了確保巨額賭注可以持續流通。也就是說，他們只是數字的媒介，他們的身體姿態是被數字雕塑出來的，那不只是社會的、更是經濟的姿態。但最令人不寒而慄的還不是這個，不是冰冷的數字在割肉剔骨，而是她和他是自願的剝削者，是你我看著他們操勞到滿臉大汗，卻還掛著滿面笑容，居然都能跟著發出會心的苦笑。
當藝術家訴說政治議題，最重要的是能夠以歷史的眼光看見人是一個過程，遊牧民族的人是曠野，工廠裡的人變成機械，集中營裡的人變成號碼，大賣場裡的消費者變成商品條碼。從這個角度對照近期的兩個展演，袁廣鳴的「不舒適的明日」和三缺一劇團的「土地計劃」，前者的優點，正是它抓住了今天的我們與災難為鄰的生存狀態，而後者的盲點，是它雖然親身走到環境議題的前線，但它對人的概念仍舊是古典、甚至是保守的。
這一年風起雲湧的社會運動，已經讓街頭比劇場還有戲劇感，連藝評人都想提名「太陽花運動」角逐台新藝術獎；面對這樣的狀況，劇場人還能怎樣在劇場裡演「政治」？有人在演出中呈現當下預言未來，但其實是展現政治正確的意識形態；有人改編史詩小說翻轉寓言，但卻流於扁平；也有人透過在經典中置入在地情境，帶動觀眾的提問與學習能力
兩位導演似乎都使用了說反話的語言策略，但是反話或反諷，通常表現的是對語言的嫻熟，他們儘管機智外露，卻是用笑鬧表現哭不出來，用流行語彙表達他們對自己的感受詞窮。他們說反話，是因為喪失直接溝通的能力。請別誤會，這不是缺點，反而證明了他們敏銳地抓住了年輕世代的處境。
如果渴望解咒成為最難解的詛咒，那麼，召喚失敗者的記憶，在記憶中和受詛咒的鬼魂重逢，難道不是解開咒語唯一的可能嗎？詛咒是我們共通的傷痕，但也可以是我們辨認彼此的暗號，讓我們有機會暗中串連，等待未來的某一刻，一起逃出統治者的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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