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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思「倦怠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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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放在藝術文化領域,亦可作如是說?我們習慣把「探索未知」、「開創可能性」掛在嘴邊,尤其是跨領域被文創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來臨,例如疫情,我們又渴望以報復性消費、你說的「虛擬暴食」等等,回到那個我們其實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覺得台灣錯失的良機,正是在相對不嚴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氣地「自行參照廣義的傳統」,反思你提到的、藝文節慶過剩的績效至上主義,整理出貢獻全世界的無為模式。

亮:大概是疫情開始沒多久的去年,這個念頭不斷冒出來:韓炳哲關於「倦怠社會」的說法,應該算是過時了吧?結果,從今年5月中台灣疫情突然升溫,一時之間,教學改線上,座談改線上,會議改線上,演出改線上,四處瀰漫著一種「後疫情等於在線上」的氛圍。我這才接著這個念頭往下想:我們還真是處在一個不知疲倦的倦怠社會啊!

韓炳哲的說法大致如此:20世紀的全球化,是一個依照免疫學打造的世界,他者被當成病毒一般,是需要被撲滅、被規訓、被否定的;由於免疫科技的發達,今天的我們不再受到病毒擴散的威脅,不再有真正的外來者需要被規訓和抵抗,於是,否定性的「不准」讓位給無遠弗屆的「能夠」。傅柯(Michel Foucault)所說的那種由醫院、瘋人院、監獄構成的「規訓社會」,也被肯定自我、鼓勵開放的「功績社會」所取代。

你看,要反駁韓炳哲是很容易的。單從病菌的大規模流行,和工業污染所導致的生態破壞有關這點來看,科技發達不但沒有帶來全球免疫,反而正是科技加速了全球疫情的失控。可是另一方面,網路科技的確在線上生出了一個疫情也無法中斷其運作的「功績社會」,我們即便是在死亡威脅底下,也要表現得很有產能。這一切令我困惑,如果疫情同時是一個讓我們放慢腳步的機會,我們要怎麼跳脫「產能」、「產值」的自我強迫模式?

比「無作為」更「無作為」

芝:如果單就台灣這一年多的情況來看,其實頗令人憂心。因台灣自外於全球瘟疫,而只停留於國族防禦、關閉邊界而即時因應的警報系統,也同時自外於去年疫情之初就已展開的各方討論。過去一年反倒有種面對末世狂歡下,過於活躍的積極如常。直到這3個月的三級警戒,更像是冷戰之後樂觀泡沫化的高峰。我們的「暴食」行為,在家中線上虛擬之際,更往臨界奔去。隔絕期間,底層勞動、數位弱勢的邊緣排擠效應,突顯社會原有的否認、污名與失能,使得城市扁平化、社會孤立的情況更為嚴重。

我感到這個自我強迫,特別表現在從「主體」的意識形態所展開的一場防衛戰,我們的過動與倦怠,可能首先來自於政治情操的動員,尤其是當疫苗和醫療的效能不是科學的問題,而是由全球市場和政治來決定的問題。健康衛生向來是國家治理的重點,如今,疫情在病毒不斷變異下成為一場不見終點的常態延長戰,大家更在意的是控管和維護邊界的能力。一種高亢的樂觀表現模式,經濟是首要擔當,回到往常是僅有策略。

於是我們無暇去關注全球暖化和區域性的政變、戰事,我們的時間感在網路遠程協作和日常軍事化狀態裡,以分級警戒的方式,時刻馴化與歸零。我想,在這種邊界意識更加穩固,以及風險社會的臨時性與恐懼操作下,我們原本已習於一套漸趨熟練甚或疲乏的交流與移動模式,例如在藝文界已過飽和的國際展演、藝術節慶等,在措手不及的衝擊之下,迅速內在規格化為以線上的積極運作取代取消的頹喪,和無法移動的無力。問題是,疫情即是基於全球化移動的衝突所生,那麼,我們害怕「無作為」的否定所反彈而出的肯定之為,找的是再現移動能力的暫時替代方案,還是應該重新思考當代「移動」的生命政治。

亮:說到「無作為」,雖然不是和藝術直接相關,《週刊編集》上的一篇翻譯自英國《衛報》記者Michael Safi的報導〈齋戒在瘟疫蔓延時:「最好安分待在家裡」〉,是一個很打動我的案例。

我們知道,對穆斯林來說,伊斯蘭齋戒月是很肅穆、盛大的宗教活動,信徒集眾人之力降低物慾、提昇靈性,很像韓炳哲說禪修是一種「積極地不做」,本來就是很「無作為」的了。可是碰上這一波又一波的疫情,群聚一堂會帶來很高的傳染風險,那怎麼辦?要如何比「無作為」更加地「無作為」?不,應該說,要如何再減少「無作為」當中,「作為」的那部分?這裡又讓人覺得,韓炳哲有其道理,「不做」並非績效社會所以為的那樣,是懈怠、懶惰,而是透過長時間的耐力和心智勞動,才能達到的「純粹否定性」,即空性。需要很多力氣,很深的功夫,才能創造留白,其實詩也是這樣。

那篇報導採訪了約旦巴布阿爾雷恩清真寺(Bab Al-Rayan mosque)的伊瑪目法埃.蒂亞巴特(Fa’ek Thyabat),他說,《古蘭經》確實沒有關於瘟疫期間該如何遵守齋戒的記載,但這剛好是一個機會,「讓信徒自行參照廣義的傳統,探索未知的領域」。他也認為,過去幾年的齋戒月,已經變調成一年比一年奢華的開齋節晚宴,淪為大肆購物的消費節慶,隔離在家有助於人們平靜下來,回歸齋戒的精神,「也就是節儉、幫助親屬和有需要的人」。

也許放在藝術文化領域,亦可作如是說?我們習慣把「探索未知」、「開創可能性」掛在嘴邊,尤其是跨領域被文創化的今天。等到未知真正來臨,例如疫情,我們又渴望以報復性消費、你說的「虛擬暴食」等等,回到那個我們其實早已非常倦怠的日常。我覺得台灣錯失的良機,正是在相對不嚴重的疫情下,可以更沉得住氣地「自行參照廣義的傳統」,反思你提到的、藝文節慶過剩的績效至上主義,整理出貢獻全世界的無為模式。

沉思的行動力量

芝:我覺得這和今天倦怠社會喪失了哀悼與靜默的能力有關。確診和死亡數字成為健康的鬼魅,成為某種將活著與死去區隔開來的指標,換句話說,我們都是活在每日救護車呼嘯而過、統計之下的倖存者,而這些數字是否能另外成為倖存和死亡連結的意義。韓炳哲提到虛擬世界缺乏「他者性」及其「阻力」,因而形成激勵過度的極端自我參照,也由於績效主義,自我剝削到身心俱疲,產生無解的憂鬱和肯定性的暴力。

如此推至「健康價值」優先,並且關注「陳列在外的自我」,我們便更加陷入倦怠社會的憂鬱,更加進入無眠之夜,沒有力氣哀悼。而非某種你提到的「參照廣義的傳統」的創造性,這其中很有啟發的可能,是在隔離的處境,如何能幫助我們重回「無聊」、重回「沉思的生活」,一方面是做夢的本領,一方面是在孤獨的時間裡學習自我照料和內省療癒。一切線上帶給我們一種誤導,彷彿世界在隔離期間仍對我們開放,然而扁平螢幕片面傳遞貌似整合的資訊,試圖再現卻僅能呈現某種分裂的失重狀態,身體可能幾乎接近解離。

不過,我並非要反線上,我們不可能完全下線,且技術協作依然有發展可能,如果數位反而能讓我們在某種程度擺脫效率的宰制,甚或科技生化的思考,並更為貼近多重時空和跨越界線的體驗。同時要回返的是,當今天以眼球的感官為首,那麼如何在線下深刻的凝視,與萬物重新連結,看到達爾文所稱之的「糾纏的河岸」,或是早田文藏的「因陀羅網」,萬物相互牽連交替的動態,及自然中影現的神秘。畢竟,人的體內就有許多共生的細菌細胞,我們的身體就是一種生命邊界形式,那麼,也應該有機會體現詩的行動。這讓我想到塔可夫斯基在《雕刻時光》裡引用普希金的詩句:「世上並無幸福,唯有寧靜與意志!」也許,從哀悼與靜默中可延伸出生命的敘事性,而我們可以以此稍稍抵抗速度政治。

塔可夫斯基在談電影《潛行者》時說:「我總懷疑,人的行動,可能是荒誕、無意義的,也就是不切實際的。這種不切實際的行為對我而言,象徵崇高的精神,這意味著心無私念,因為他有不同的理想,因為這個經過計算而建造出的世界,其原本樣貌無法滿足有靈性的人。正是那股使他不切實際行動的力量,至關重大。」在瀰漫著樂觀的憂鬱之際,這段話和普希金的詩句很打動我,這一切該如何能對我們珍愛的生命產生意義。

亮:我也不反線上,我覺得如果不能碰面,線上讀書會也很好。我們會為了參加幾小時的讀書會,用大部分的時間離線讀書,自行探索未知的領域。當然,如果能用通信的方式就更好了。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09/01 至 12/31
《PAR表演藝術》 第341期 / 2021年09月號

《PAR表演藝術》雜誌 ▪ 341期 / 2021年09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