套用Jan Kott的說法，不但時間不存在，連歷史也是不在場的，我們的公共事件一向是這樣缺乏論辯和鬥爭的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有一種公眾的失語，我們很習慣在公共空間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溫層眾聲喧嘩。於是，我們連歷史的暴力都還感覺不到，歷史就結束了，我們的歷史裡只有輪迴沒有暴力，再加上我們都希望自己看起來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為它默許了保守者代言我們的自由。
亮：「平庸之惡」在漢娜．鄂蘭筆下，是一齣發生在法律殿堂裡的歷史劇，華麗的布景襯托著血腥和暴力、計畫和屠殺，主角卻是一個凡人，一個在犯罪的同時認為自己是在行使正義，所以拒絕被判死而想要活下去的人。今天媒體上的平庸之惡則變成一個幕間劇了，它是一段插曲，僅有的是一點點娛樂效果，可是它發生得太快，快到幾乎沒有人笑，也幾乎沒有人覺得不可笑，就結束了。
唯有一點不變，就是罪犯把自己當成正義的使者。
我想說的是發生在10月底的「北美館館長記過」事件。故事大綱如下：某市議員接獲陳情，指稱北美館展出藝術家梅丁衍1994年的作品《哀惇砥悌》（identity），只會令台灣所面臨的外交困境更加困難。於是，「增進外交」突然之間成為了一個藝術標準，被市議員拿來質詢市長：「這樣可能煽動外交仇恨的展出，真的適當嗎？」議會成為審判一件作品是不是藝術的法庭。我們的市長作為藝術的法官，回答很簡單：「把館長記過就好。」我們還記得他競選時曾說過，台北是一座沒有美感的城市，現在我們知道他的美感是一種行政的美感，發公文懲處的美感。
在所有人急著審判卻不想討論藝術的情況下，藝術家只好自己反擊：我的作品是一種反諷，因此，任何還有一點幽默感的外交官都不曾提出抗議，我們也不會因為沒有幽默感而恢復邦交。同時，視覺藝術的民間團體也發出嚴正聲明，譴責行政機關應該捍衛而不是打壓言論自由。這點常識，市議員沒有，所以必須等到這時候，才要求市長道歉。市長顯然對於大公無私的判官角色十分自戀，曰：如果用詞不當，導致誤會，我道歉；但我只是要表明我沒有包庇誰。然而，問題不在於誰誤會了他，問題在於他應該而沒有捍衛言論自由的時候，依照同一種他所喜好的行政美感，誰來懲處他？
一個月後，美術館館長主動請辭，並強調此事與彼事無關，雖然任期未滿，但她屆齡退休，才申請回校。故事先說到這裡。我想討論的是，如果你是美術館館長，你會怎麼做？
公共領域的公共想像
芝：我不會回答你這個問題。因為這問題對我來說，重點不在於是否有一個身為館長該如何做的答案，如果有答案，這個答案甚至應該是開放且集合式的，也許是對於公務人員獎懲機制的幽默應對以顯荒唐，或者籌劃某個議會劇場的身體行為，裡面都含有倡議與協商的力度。想像館長該怎麼做，好比一種政策辯論的演習，反映出不同作風和理念的主事者，在面對誤把懲處當作業績的政治人物時，所採取的切入角度，以及對政治的態度。那麼，這個問題其實關係到的是，眾人對於藝術場館的想像力，和對其所賦予的責任與期待。
當藝文場館發生一件醜聞或爭議時，往往是一次打開公共討論的契機。由於創作的概念遭到政治利用上的扭曲，顯現政治人物普遍欠缺藝術涵養，無法理解場館就策展層面所提出的歷史問題共議，也僅能以是非判決的打壓，做出不見異議包容性的言行。整個事件在媒體的報導中，只是又一次跳梁小丑的演出，人們或許也懶得再對這一插曲發出笑聲，相較於其他更具娛樂效果的新聞，一聲強硬而無反省的道歉之後，人們便不再需要追究後續捍衛言論自由的警惕，也就遑論從「記過」到文化公共性的討論。
所以我想，這次事件和你問的那個假設，其實牽涉到，無論是媒體風向或輿論情緒，今天公眾討論公共事務時往往焦點混亂，以及，眾人是否將美術館視為與己相關的公共領域。不只是看展、參與工作坊、論壇等，這種走入建築物實體空間的公共，而是以此場域為基礎所能延伸出去的思想上的公共想像。
亮：我想討論的是，美術館館長在這次記過風波扮演了被害者的角色，但是他真的只是被害者嗎？雖然整件事情進展快速到觀眾來不及同情就落幕了，但是回頭想，被害者對於傷害真的是免責的嗎？
容許我在這裡離題，扯一下莎士比亞。波蘭政治家、作家，也是很重要的劇評人和莎劇學者Jan Kott說，莎翁的悲劇有一個歷史模型，這個模型長得跟伊莉莎白時代的劇場一模一樣，是圓形的：故事開頭總是有一位惡貫滿盈的國王，他為了奪取王位，用盡各種殘暴卑鄙的手段除掉政敵，於是身旁的人死的死、逃的逃；可是逃走的倖存者不會一直躲在遠方，他會伺機回返，以一種護法者的姿態，討伐那個無視法紀的濫權國王。當然，為了推翻這個毀法者，護法者本人也必須犯下一連串的罪行，結果推翻暴力的只有暴力，歷史只是永劫回歸。
Kott在論文中寫下詩行般的短句：「時間不存在，只有歷史在場。」
令我感興趣的是，莎劇中那些為了回來而暫時離開的角色，他們是以退場的方式在場。這是一種政治智慧，也是一種行動策略，而且在之間進退的不只是個人，還關係到法的辯論，也就是公共性的討論。這是我期待美術館館長請辭的同時，應該做而還沒做的事。目前看來，他的請辭只是我們司空見慣的官場文化中，又一次的明哲保身。身是保了，哲呢？
我想問的是，「明哲」難道不是人民公僕，特別是一個文化場館館長的重大責任之一嗎？我同意，如你所說，與其問責於館長，不如問責於公眾，問責於自己：對你來說，美術館是什麼？圖書館是什麼？劇院是什麼？如果我們不為自己發聲，結局就是民代真把自己當成是民眾的全部了，民眾被民代化了，文化以拼外交為目的，或是以拼經濟或拼政治為目的，總之，文化就是不可以自身為目的。問題是，如果發出來的聲音就是很飄渺，就是只有藝術家和民間團體在每日巨量訊息當中的幾行字，這時候，館長難道沒有加入公共辯論的責任嗎？若沒有，美術館不過就是一個辦展覽的地方，劇院就是一個表演的場所，兼具教育推廣的功能。但它不是、或不只是如此。
捍衛言論自由什麼的就不必說了，在此把林曼麗請辭南美館董事時的聲明，跳接回來，她強調：美術館的規劃和設計，是「朝向21世紀新型態美術館發展」。我把這句話翻譯成：美術館是想像未來的場所，它所激發的公共想像，就是公眾對於未來的想像，因此它有責任去批判，至少提醒，那些眼裡只有績效和資源、沒有未來的政客和地方勢力。他們無視未來，因為未來有許多無解的問題，無解的問題無助於選舉；可是問問題是快樂的，所以孩子都愛問問題，而正是這種平凡的快樂，日常的好奇，讓我們免於平庸之惡。
策展作為論辯的資源
芝：對於未來好奇、對未來有所想像，應該是作為公共人的基本責任，不只是對於自身，也對於他者，因此這個未來必定包含歷史在場的意識。這次事件的起因來自北美館以史觀版圖重新梳理典藏作品的展覽「秘密南方」，其中關乎冷戰視角與全球南方、挑戰主流視角的策展路徑，反倒在這場輿論角力中消失了，政客與媒體在南向政策的口號裡（毋寧是經濟和權力方面），無力也不在乎此展所面向「記憶與歷史中包含的病徵」。退場之時，便也喪失了一次調動語彙的政治覺察討論，某種程度，我們好像也失去文化反叛的能力和空間。那麼，就連歷史也不存在了。
亮：套用Jan Kott的說法，不但時間不存在，連歷史也是不在場的，我們的公共事件一向是這樣缺乏論辯和鬥爭的過程，導致台灣社會有一種公眾的失語，我們很習慣在公共空間保持沉默，留待在同溫層眾聲喧嘩。於是，我們連歷史的暴力都還感覺不到，歷史就結束了，我們的歷史裡只有輪迴沒有暴力，再加上我們都希望自己看起來不暴力。可是沉默本身就是暴力的，因為它默許了保守者代言我們的自由。
回到我們的市長和民代，這段小戲所表演的是，困住我們的輪迴，不是以顯著的暴力，而是由平庸之惡鑄成的。館長有錯就記過，請辭了就開缺，其他的就等選下一屆再說。可是我們並非無力對抗這種惡，特別是當我們被判離場的時候。因為根據戲劇法則，下場前的最後一句台詞，總能產生一陣回響。
文字｜郭亮廷、周伶芝 文字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