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本刊所出版的《表演藝術年鑑》系列專書，長期以來透過每一年度資料的積累整理，呈現該年度的表演藝術生態樣貌，同時，也期望透過年鑑所彙集的資料與數據，作為現況分析的基礎，並邀請專人透過資料與事件的爬梳撰寫專文，提出對當年度的整體觀察與思考。
在今年本刊更是將已出版的歷年《表演藝術年鑑》共31本，進行數位轉型，以版面資料庫的形式供讀者閱讀。而最新的《2024年表演藝術年鑑》已於近期完成製作並上架，本站特地轉載書中年度觀察專文，以饗讀者。
在人口銳減、觀眾斷層、資源內縮的當下，我們仍持續製作、演出、結案、提案，劇場看似活著，但我們是否誠實面對：這是活著，還是制度與市場共同塑造出來的文化現象？
舞蹈空間的退場，不只是舞團選擇不再創作，而是體制本身無法承載創作所需的能量與邏輯。這是一個國內當代劇場團隊在補助制度下持續運轉30餘年、擁有國際共製經驗與穩定觀眾關係的團隊，卻選擇「不再生產」的重大警訊。他們沒有解散，卻停止創作；沒有危機，卻選擇轉向。
這樣的退場不是個別事件，而是制度失衡與文化信仰流失的症候。
我們身處的是一個公共語言被績效接管、文化價值被平台語彙稀釋的治理時代。劇場逐漸從一個社會想像與反思的場域，變成一套「制度結果的生產模型」：為了政策、人次、能見度與報表而創作，而非因為信仰、責任、觀點與感知。
我們說這是一種「碎片化的劇場狀態」：演出仍發生、補助仍流動、觀眾仍進場，但一切只剩殘存的形狀與程序，失去了實質的文化重量與公共價值。這並不是文化的自然演進，而是人口下降、政策焦慮與治理淡化共同構成的制度現實。
而這樣的現實，我們提出可能的命題：
人口與出生率下降：文化參與的生態挑戰
當我們談劇場的未來，往往聚焦在政策、補助、創作風格或觀眾偏好變遷，卻鮮少將眼光移向最基本也最殘酷的變數——人口數。
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國發會）推估，台灣總人口將於2028年跌破2200萬， 2040年進一步降至2000萬以下。出生率已是全球倒數，青壯年人口占比不斷萎縮，15至24歲青年總量不過230萬人，且仍在下滑中。這些數字不只是社會新聞裡的警訊，而是對整個文化生產系統的直接衝擊。
觀眾結構的移動並非觀感，而是人口學事實。中產階級文化消費族群日益萎縮，青年雖因文化幣短期進場，卻欠缺長期參與習慣；偏鄉因學齡人口快速流失，學校合併、圖書館與演藝廳冷清化早已成常態。文化參與的基本人口條件，正在被系統性改變。
更深層的問題是：過去我們配置公共文化資源、場館設施與補助制度的依據，是「人口穩定成長」的想定模型。但在當前與未來，這個模型已完全失效。六都外的中小城市文化活力低迷，北中南三地劇場觀眾年齡層偏高，文化參與不再是整體社會的普遍權利，而將趨向於少數集中地區的文化自主權。
在這樣的基礎上，劇場所面對的不只是觀眾變少，更是整個文化行為與結構去日常化的問題。劇場的語言與結構若無法重新對接新的社會樣貌與觀眾現實，便將在高製作、低回報、無再製的循環中耗竭。
人口的萎縮，不只是對社福制度的挑戰，也將是對文化治理體系的根本重寫。
公共性的動態（1）：補助制度從支持到制度化
補助制度原本應是劇場文化公共性的實踐體現，透過公共資源支持創作者提出社會對話與文化實驗。然而，當人口萎縮、觀眾總量減少，文化部門為了維持制度正當性，補助邏輯逐漸由「支持創作」轉向「管理產出」與「證明成效」。創作者的主體性不再來自藝術理念或社會責任，而是來自制度對行政執行的預設語言與報表結構。
在康德的《何謂啟蒙？》中，他強調公共性建立於「理性的公共使用」，即每個人能自由表達觀點、以批判姿態參與社會形成。劇場本應是這種公共理性的具體場域，在這裡，社會議題、倫理判準、文化辯證得以被揭示與共感。
但當補助計畫被績效指標所束縛，劇場的公共性轉化為KPI制度中的可視成果，即觀眾人次、曝光數據、社群貼文、國際移動軌跡等，這些被評量的不再是創作的社會意義或文化挑戰，而是其可量化展示的程度。
創作者的語言也因此內化補助語境。從「我為什麼想創作」變成「我能如何提高成果」；從「這個議題應該被辯論」變成「這個題目比較安全通過市場檢驗」。這正是康德所警告的理性封閉化：當藝術不再是挑戰社會的語言，而是迎合制度的回應，那麼公共性便已被削弱為程序性的合格標籤。
在劇場觀眾數不斷下滑的現實下，補助若無法重回對創作風險與文化價值的信任，而持續以機制語言主導文化發展性，便將讓劇場淪為一種無法自我再生的政策幻象。創作仍在發生，但公共性已悄然退出。
公共性的動態（2）：行政法人與公共場館的治理演變
公共場館本應是文化政策中最具公共性實踐潛力的制度載體。行政法人制度的設立，原意即在於強化文化場館的治理專業性、藝術判斷力與免於政治介入的臂距原則。然而，現實中多數法人場館在觀眾壓力與預算問責的雙重重擔下，逐漸成為「績效報告單位」。
哈拉瑞在《21世紀的21堂課》中指出，當代治理正朝向「資料主義」（註1）傾斜，政府與制度愈來愈相信可被量化的成果，漠視價值與倫理的無形影響。在文化政策中，這樣的傾斜表現在行政法人身上再清楚不過：表面是文化機構，實則運作如效能組織；表面強調藝術自主，實則強化數據達成。
公共場館不再擁有充分的藝術治理空間，而是必須回應觀眾成長率、營運自籌比例、節目年均上座率等指標。在這樣的制度語境中，場館策畫趨於風險迴避、類型維穩與票房導向，排擠了原本應承擔的社會挑戰與文化深耕任務。
更深層的問題，是法人治理介於文化實踐與資源分配之間，場館治理者易受限於行政程序與財政責任之間，無法進行真正的文化布局。當觀眾斷層與文化參與碎片化已成常態，場館若無能力提出新的公共連結模型，只會加劇「資源集中卻文化能量分散」的矛盾。
哈拉瑞提醒我們：當文化價值被交由數據模型決定，公共場域將被績效幻象取代，文化失去其作為社會動能與倫理對話的能力。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公共場館困境：設施完備、報表良好、活動熱鬧，但公共性已空轉為一種制度象徵，失去回應社會真實與建構未來的能量。
公共性的動態（3）：文化政策的外顯化與治理觀察
2024年《1624》大型戶外歌仔音樂劇於台南登場，文化部以四百年歷史為背景，結合地方敘事與國族符號，並冠上「文化黑潮」之名，被視為展現國家文化戰略能量的代表之作。然而，這類政策主導的文化製作，看似擴大文化影響力，實則反映出當前公共文化政策的治理現象：文化不再被治理，而被展演；公共性不再被養成，而被管理。
如哈拉瑞在《21世紀的21堂課》中所述，現代國家治理正逐漸由「辯證式治理」轉為「符號式治理」，即國家傾向透過可展示、可擴散的文化象徵來凝聚認同，而非持續對話或制度修補。《1624》的成功與否，並非建構在是否改善民間劇場生態或拉近公私距離，而在於它是否「足夠被看見」。
文化因此從治理行為退化為治理意象：表演即治理，觀眾即人民，成功等同動員。此邏輯下，文化場域不再需要養成公共性，而僅需執行政績、形成場面、完成指標。這些大型工程的出現，某種程度上不是補文化之不足，而是為治理危機所做的符號修補。
然而，這些修補從未對準問題本體：觀眾結構的萎縮、創作生態的疲乏、青年文化勞動力的斷層。反而因巨量資源集中於象徵性製作，更排擠常態創作、在地策展與文化微生態的滋長空間。
傅柯式治理（註2）已進化為一種文化「幻象式治理」：文化存在於鏡頭與標語中，卻不再存在於生活與日常之中。
註：
- 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在他關於人類歷史和未來的著作中，深入探討了資料主義（Dataism）這個新興的意識形態。他認為，資料主義不僅是一個理論，它正在深刻地影響我們現今的政治和社會運作，它承諾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但前提是我們必須接受將生命、社會乃至宇宙視為數據，並將人類的個體經驗服從於數據流的邏輯。
- 傅柯式治理（Foucault's Governmentality），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在其晚期研究中提出的核心概念，通常翻譯為「治理術」或「治理性」（Governmentality）。這個概念顛覆了傳統上對「統治」的理解，不再只關注國家主權或法律，而是將權力的分析擴展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