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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 Braz於一八九八年所繪之契訶夫肖像油畫。(歐茵西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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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說俄國戲劇

俄國文學起步甚遲,我國唐朝末期,他們才剛剛有了文字。第十世紀末,因爲東正敎會積極向北方傳敎,大量引進宗敎書籍,也介紹了一些世俗性作品(包括史書、戰爭故事等),對俄國的文學發展發揮極大影響。但亦因此,十一至十六世紀的作品大多爲宗敎文學,缺乏民族特色。俄國戲劇的歷史亦遠較西方爲短,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才出現模傚西方宗敎劇的演出,唯即迅速獲得回響。作者們還嘗試在劇中穿挿一些俄國民間故事或俄國社會的人物,使戲劇顯得比較世俗化,也比較寫實活潑,博得廣大觀衆的歡迎。於是敎會、學校、地方,都組織了越來越多的劇團,他們到處巡迴演出。十七世紀中葉,戲劇已成爲俄國人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到目前爲止,俄國人仍普遍熱衷欣賞戲劇,相當大比例的人民對俄國劇作家、劇碼和演員有深度的認識。

 

 

俄國文學起步甚遲,我國唐朝末期,他們才剛剛有了文字。第十世紀末,因爲東正敎會積極向北方傳敎,大量引進宗敎書籍,也介紹了一些世俗性作品(包括史書、戰爭故事等),對俄國的文學發展發揮極大影響。但亦因此,十一至十六世紀的作品大多爲宗敎文學,缺乏民族特色。俄國戲劇的歷史亦遠較西方爲短,十六世紀中葉以後,才出現模傚西方宗敎劇的演出,唯即迅速獲得回響。作者們還嘗試在劇中穿挿一些俄國民間故事或俄國社會的人物,使戲劇顯得比較世俗化,也比較寫實活潑,博得廣大觀衆的歡迎。於是敎會、學校、地方,都組織了越來越多的劇團,他們到處巡迴演出。十七世紀中葉,戲劇已成爲俄國人重要的文化活動之一。到目前爲止,俄國人仍普遍熱衷欣賞戲劇,相當大比例的人民對俄國劇作家、劇碼和演員有深度的認識。

 

 

社會諷剌劇的濫觴

從十七世紀到廿世紀的今天,俄國文學歷經多種潮流變化,戲劇創作與表演都維繫著相當淸楚的傳統風格。這種傳統的建立與成熟,十八世紀兩位戲劇作家最有貢獻,他們是蘇瑪洛可夫(A. P. Sumarokov, 1718-1777)和馮維金(D. I. Fonvizin, 1745-1792)。蘇瑪洛可夫寫悲劇,也寫喜劇,取材多樣,且能深入人性各面,包括愛情、婚姻、權力、金錢……等等諸般人生問題。複雜曲折的情節之中,蘊含了作者的社會理想與哲學觀,使俄國觀衆得以學習以或多或少的嚴肅心情觀賞戲劇,也使戲劇自此與群眾發生較接近的關係。馮維金則特別擅長喜劇。他的作品表現相當明顯的「攻擊性」,直接批判俄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例如農奴制度)所滋養的貴族和靑年,他們的閉塞無知,淺薄自私、懦弱無能,引導讀者與觀眾深思他們國家與社會中存在的各種問題。馮維金的代表作是《旅長》(Brigadir)和《紈袴少年》(或譯《公子歌兒》Nedor-osl)。紈袴少年米特羅瓦的母親是愚昧野蠻的地主典型,他在母親言傳身敎和溺愛下成長為好吃懶做的公子哥兒。馮維金的這種社會諷刺為俄國戲劇拉開了一條新的方向,其社會寫實與批判性不僅完全擺脫過去宗敎文學的束縛,並且超越了其他歐洲文學。

即使在十九世紀前半葉,俄國流行浪漫文學,大部份作家以夢幻式的筆調訴說心底的激情與憂鬱之際,俄國的戲劇仍然十分寫實。喜劇作家格里伯耶朶夫(A. S. Gribojedov,1795-1829)的《聰明誤》便是上乘佳作,特別受觀衆喜愛,咸認是對俄國社會一針見血、發人深省的諷刺。劇中主角査茨基出身地主家庭,剛從國外回來,造訪他的父執──莫斯科官吏法穆索夫與其女,也是靑梅竹馬的戀人索菲亞。但索菲亞已愛上了父親的秘書莫爾査林,而且很厭煩查茨基對俄國貴族社會的諷刺。查茨基却看出了莫爾查林的虛情假意,他只是爲了討好上司才扮出一副鍾情的樣子。法穆索夫有錢有勢,但敵視新事務和新思想,他認爲「學問簡直就是溫疫」,恨不能「將書籍一併燒光」,不論大小公事,從來不看內容,只要簽過字,就算完事。與劇中各個愚昧自私的人相比,査茨基的熱情與激奮是俄國未來的希望,但他除了空談、批評與崇洋,其實並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所以,他也只能算是文明的渣滓。《聰明誤》十分眞切地刻劃出莫斯科貴族社會的風貌;所有的對話,可謂是「字字珠璣」普希金認為,「一大半都應成爲諺語」。這種深刻而眞實的描繪使《聰明誤》及同類型諷刺喜劇一直很受俄國觀衆喜愛。

民族戲劇與民間戲劇

十九世紀後半葉的作家奧斯托洛夫斯基(A. N. Ostrovsky, 1823—1886)就繼承了這種旣有傳統,寫當時的商人圈中的粗暴專橫、唯利是圖。奧斯托洛夫斯基以敏銳的觀察和精巧的雕琢,運用俚語、歌謠,寫出各種人物的不同性格與心理活動。這些人物及其生活背景都是全然俄國式的,奧斯托洛夫斯基因此被譽為俄羅斯民族戲劇的創作者。

契訶夫(A. P. Tschechov,1860-1904)的劇本則又帶給俄國劇壇革命性的新面貌。它們與他的短篇小說一樣,取材於日常生活,情節簡單,發展平緩,沒有明顯的高潮和低潮。劇中人物都只是平平常常的人,不是天使,也不是惡棍。他們各有思想、感情和性格,也各有其象徵性意義。人物的語言、舞台上的布景和音樂,甚至啞場和間歇都是表現人物性格與情緒,以及劇本思想內容的重要手段。換句話說,契訶夫的戲劇雖也是寫實的,但重點不在社會現狀的描繪,而在嘗試剪接出生命的表現心理和氣氛,透過許多瑣碎的小點,暗示人與人間的吸引與排斥,強調人類心靈的寂寞。

二十世紀初期,寫實文學一度走向低潮,俄國劇院上演的是講究修辭、寓意玄奧的象徵主義劇,但爲時短暫。因共黨革命牽引的社會轉變,左傾政治劇應運而生。另一方面,在艱苦的生活壓力下,人民視劇院爲心靈避難所,觀劇仍是很普遍的休閒活動。俄國各地,大大小小的劇院爲數驚人。史達林時代,上演的劇本以標示「社會建設任務」的新劇爲主。但歷史劇與古典劇漸漸仍較佔上風。譬如《聰明誤》,果戈里的《檢査官》(又譯《欽差大臣》)、《死靈魂》,奧斯托洛夫斯基的《大雷雨》、契訶夫的《三姊妹》、《櫻桃園》等等,都是經常出現在舞台上的劇碼。我們可以說,俄國人民是很具水準的戲劇觀衆,他們要求戲劇表演意有所指,有思想、有深度,也許有時舞台佈置與演員服裝較西方簡單,但對話雋永,並能意在言外。大多數的戲劇則很具俄羅斯色彩,無論取材,語言、思想方式,都表現濃厚的俄國風情。

 

文字|歐茵西 台大外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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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人民要求戲劇有思想、有深度,也許有時服裝、佈景較簡單,但對話雋永,並能意在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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