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這是「天打那實驗體」在《哈姆雷特機器》劇中的部分口白。五月末的夜裡，我自實驗劇場走出，腦中不斷迴旋這幾句話。不可否認地，在兩小時前剛開演時我曾被緊湊的節奏、大量的空間裝置以及如詩的對白所吸引，但當我走出墓堂般的巨大建築外，迎接富麗堂皇的靜穆，而眼光落在六年國建工地中正在焊接的外籍勞工時，某種激情開始崩解，此時，年輕的觀衆群也經過我身旁各自散去。我不禁想：劇團團員賣力演出，以及觀衆兩小時的屛氣凝神，這些行爲到底帶來什麼？

「去中心的整合」力有未逮

在《哈》劇的節目單上，天打那明確地標示了他們的演出宗旨：一是打破「中心」，也就是傳統線性思考的架構，透過剪接、拼合等手法，使「意義」可自觀衆的自我詮釋中不斷衍生；一是朝「整合藝術」邁進，意即企圖將劇場空間所有的元素，如劇本、演員、裝置等「提昇至一個比平起平坐還要高的位置」。但以後者而言，裝置仍然居於配角；而表演者一出場即可猜出其生長背景的靑澀，虛置的身體動作讓人無法認同，顯然並沒有發揮創作者苦心安排後的效果。然而，筆者認爲最大的缺憾仍在於前者，也就是內容處理的問題。

也許是遵循標舉的宗旨，《哈》劇的指涉可以說是「包羅萬象」，歷史記憶、社會議題、個人語彙等，藉由多種媒體的同時進行，如萬花筒般並置穿揷於劇中，但最主要的仍在於「知識份子」、「政治」、「革命與暴力」等幾個議題。軍隊校閱、民衆遊行等被錄成影像投射在舞台後方懸吊的灰白之城上，國王、兇手、娼婦、知識份子、工人、野心家、軍隊、幽靈等交換彼此的角色並輪番佔領舞台，高聳的可口可樂、自城牆中飛出的怪物、黑色棺木前的失蹤兒童照片等等在聲光中靜默，在「肉體渴望與肉體爲伴」的台詞中，執政者堆滿笑容的面龐屢屢浮現在蒼白的城市上。最後，當思考過多的腦袋在空中擺盪，「大便」、「黑暗」、「死」、「殺」、「嘔吐」等字眼狂暴地充斥在密閉空間裏，至此觀衆被帶進無窮的否定與虛無裏，在起霧的城市前，歷史與眞實被荒涼湮滅。

玩弄現實，鑽進虛無

這裏呈現了許多藝文工作者早已習慣的邏輯──在嘲笑歷史與現實後，鑽進虛無的「境地」裏，自我發問與自我解答連成一個圈圈，找不到空隙進出，一方面符合一般「藝術反映社會」的思考模式，一方面又在槪括的史觀中將其中的複雜性一筆勾消。

這幾年，政治性議題不斷地被文藝工作者納入創作內容中，但漫無觀點、匆促拼湊片斷事件，就如同在「合法」的年表中截取熟悉的事件名詞拼湊起來一般，看來雖豐富，卻如浮光掠影，沒有重量，無法與現實連接，只以爲出海口的澎湃可以代表整條河流的精神，卻不知河流在高山到海口間的種種面貌才是最難濃縮而又影響最深的主體。將社會事件無脈絡地截取，當然比將眞實世界中的酸甜苦辣轉換凝鍊來得容易，就如富侵略性的影像拼貼比緩慢的現實轉變來得吸引人一般。如此將社會議題當成自我安慰的符咒，無非是與現實產生更大斷裂的開始。

歷史或政治事件之所以有意義，完全因爲它是「活」的──也就是說，它對於現今的民間社會有持續性、環環相扣的影響。例如二二八事件與現今的土地政策密不可分，不均衡的社會資源分配導致民衆暴動，族群問題與階級、性別、國際關係的交錯影響等等，絕非將其切片，拿來供奉或踐踏後，就能擱在一邊不予理會。前人的作爲被當做射箭用的靶子，將現實世界裏的血淚生呑活剝當做有趣的事玩弄，禁制年代裏的帶冤屍骨被丟進垃圾桶裏，殘酷結構裏的卑微人性變成展現才華的墊脚石，苦心詣旨將社政題材與實驗形式拼湊，只爲了維持理論大旗不墜，以及將虛無正當化。創作者與觀衆共同製造一個城邦興亡的大夢，在夢境中同時體驗改革者與旁觀者的境遇，滿足重量感與高層知識的模糊要求，順帶還因共同找到發洩混亂與不滿的管道，而共同經營一個供少數人享用的娛樂空間。

不具「危險性」的思想機器

此外，在觀衆前單純的自我懷疑或槪括地判斷世界更是逃避的做法。將知識份子應有的嚴肅自省化約成對世界的永恒否定，不但可以避免放進個人判斷，躱開釐淸問題本質，更能藉由自省化形式免去一般對文藝靑年「自溺」的指責。然而，人類社會的辯證關係並不會因一個先驗的判斷而化解，更不會因此而使得古今中外苦樂相等；當問題臨到面前而我們仍淸談「政治是野心家的事」或「世界本來就如此」，不但是個人力量的放棄，亦顯現對社會變化的不解，對前人努力成果的抹殺，對芸芸衆生的輕忽，更是對社會不公的縱容。

強調「去中心」的同時，並沒有在片斷的接合點上放進道德或價値的一致性，導致多所指涉的意圖變爲無所指涉，所有的材料都只是製作者手上的玩具，而失去本身可能具備的強大張力。在演出時，觀衆不得不臣服於那套複雜的語言，看著被思維奴隸的人傲慢地展現他們的精神分裂。無窮的拆解封住觀衆想把握什麼的企圖，也拆解觀衆批評的自信，使觀衆臣服於「顚覆」之下，反正怎麼說都對，也都錯，都合理，也都不合理，批判可以是讚美，否定可以是肯定，自我分析可以是自我保護……如此循環不止的思考方式只是缺乏判斷力的障眼法，卻無法洗淸環境對個人的影響，也無法逃避自身終成歷史的必然。不在實踐中找出路而在封閉的大腦或同質性高的小圈圈內做純理性思考，終將成爲在《哈》劇中所諷刺的思想機器，而這樣的思想機器對鞏固已久的社會體制與封建思維是最不具危險性的，因爲它離現實中被掩藏、扭曲的黑暗部分最遠。

藝術深度不等於自閉強度

劇場──最能夠直接介入公共領域，激起參與討論的媒體之一，卻走向自問自答無法溝通的道路，敎人可惜。藝術的深度不等同於自閉症的強度，英雄轉化成丑角、知識份子變成狗等，這種過激的二分法，跳躍過眞實情感，顯得戲劇化而缺乏耐性。知識份子固有可悲可恥可笑之處，他們往往也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前鋒。在風聲鶴唳的年代裏，敢勇於堅持自身所思所見，說出是非、挑戰舊制的人，往往因而付出現今靑年學子無法想像的代價。有人在犧牲後得到名譽，但更大多數的人仍不爲人知，他們的親友依然在噤聲恐懼中沈默。歷史中的是非固然令人懷疑，但小小人蟻的悲歡離合卻非幻夢，目前的環境並非自開天闢地以來就如此，更不會保持下去。對演出者和大多數的觀衆而言，嘲弄自己是比將自己擺在一個脈絡下嚴肅檢驗來得容易得多，而將後者化成行動的依據則更爲困難。梵谷之所以敎人敬佩不在於他被刻意宣揚的瘋狂特質，而在於他有意識地將自己從都市中產階級生活形態中抽離，放棄優雅的生活與可能的事業，去反省旣定的社會觀與宗敎觀，因而在他的信札與作品中處處顯露出在矛盾中錘鍊生命的感人力量。一個人認識世界是受其生長背景的限制，而要掙脫限制並不比在專業中獨霸一方來得容易，但我們常將目標放在後者。

年輕學子有心於劇場，而以此爲職志。當他計劃公開演出時，他的自我要求促使他對劇中的各項元素做更深入的了解，而激發演出的決心。再多的褒貶都沒有實驗後的自我整理來得眞切，合乎學院檢驗標準的形式不見得可以避免成爲滿足觀衆欲望的消費商品，建構在流行思潮上的才情塑造也無法抹消現實，文化的累積或湮滅是我們該共同警惕的。

文字｜劉佩修 文化評論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