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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蒂岡妮在亞馬遜》重演1996年無地農民示威遊行時發生的屠殺事件。(林軒朗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戲劇

走出劇場外的實踐

評《安蒂岡妮在亞馬遜》

「醜惡的事物何其多,但再沒有比人更醜惡的了。」(Much is monstrous, but nothing is more monstrous than man.),這句話出自索福克里斯(Sophocles)《安蒂岡妮》(Antigone)劇中,歌隊最著名的〈人類頌〉。希臘原文中「deinos」 (δεινός) 一詞除terrible醜惡的意思,亦有wonderful驚奇的意涵。〈人類頌〉是對於人類文明的進步,能逐一統掌海洋、陸地、馴服山林野獸的讚頌。呂健忠的譯本,將此譯成:「世界驚奇何其多,最可驚奇莫過於人。」(註1)如同雙面刃,既是人類文明的躍昇,可以運用人力開疆闢土,以啟山林,相對地,正由於過度開發濫墾,大地蒙塵,擁有權勢者掠奪雨林的土地,驅逐原先居住的人民,使其成為無土地之人。

換作是我,能去做些什麼?

導演米洛.勞(Milo Rau)與巴西無地農民運動組織(簡稱MST)合作《安蒂岡妮在亞馬遜》(Antigone in the Amazon),重現1996年4月17日,發生在巴西帕拉州(Pará)無地農民在示威遊行中,慘遭警察開槍殺害21位民眾的屠殺事件,更藉由「戲中戲」(Play within a play)的形式,揉合希臘悲劇《安蒂岡妮》的情節與角色,成為「內在故事」,用來反映MST在製作這齣戲的過程中,無論當地原住民、與歐洲的演員所共同經歷異文化的交流,一起面對歷史的傷口,進而反省檢視全世界所面對環境變遷、極端氣候,造成地球生態命運共同體浩劫的「外在故事」。因此,《安蒂岡妮在亞馬遜》不僅是探討距離遙遠的巴西亞馬遜盆地,所發生土地正義的議題,亦是每個國家、每個民族,皆可反縮己身,如何正視自己土地上不公不義的事情,擴及到全球暖化的危機,換作是我,能去做些什麼?

因此,《安蒂岡妮在亞馬遜》劇中的辯證(dialectical)極為重要。希臘悲劇可貴的地方,觀眾都可以聽到正反兩方的辯證,促使觀眾的思考並非單一、而是思辯而來。這樣的「辯證」不只出現在安蒂岡妮、與人類律法的代表克里昂(Creon)之間的抗爭,亦是歐洲與巴西演員相互合作,所碰撞出歐洲文化與巴西原住民文明、宇宙觀的彼此激盪,這樣的辯證可以說是承繼巴西「被壓迫者劇場」(Theatre of the Oppressed)創始人波瓦(Augusto Boal)的衣缽,亦是延續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所倡導的「史詩劇場」(Epic theatre),運用「夾敘夾議」的說故事方式,藉由「疏離效果」(alienation effort)來讓觀眾思考。這次米洛.勞結合影像與現場演員的雙重重現,讓觀眾既疏離又進入劇中,演員打破第四道牆的幻覺,直接跟觀眾說話;同時又引領觀眾,穿梭於真實與虛構之間,一同進入影像顯現的亞馬遜原住民部落,見證當地原住民演員戲劇的展現、與在地抗爭的場域。

《安蒂岡妮在亞馬遜》重演1996年無地農民示威遊行時發生的屠殺事件。(林軒朗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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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正解的答案,唯有誠實面對

米洛.勞在處理MST和巴西原住民的議題時,很小心不去越俎代庖替他們代言,印度裔後殖民主義學者史碧華克(Gayatri C. Spivak)所論述〈從屬階級可以發聲嗎?Can the Subaltern Speak ?〉,這個問題太容易擺盪於傲慢的菁英主義(elitism)和天真的民粹主義(populism)之間。(註2)舉目所見往往一些高舉政治正確旗幟的戲劇,卻是不斷消費原住民、性別、女權、轉型正義等議題,反而讓真正的土地人民、階級、性別、族群等噤聲,被提前消失。相對地,作為「從屬者」的巴西原住民,又該如何在與歐洲「文化主流」的共謀關係,負起在地文化與生存處境「主流化」的責任與自覺?這是沒有正解的答案,唯有誠實面對。(註3)至少在《安蒂岡妮在亞馬遜》裡面的主要角色,皆由巴西原住民所擔任,原民社運人士凱.莎拉(Kay Sara)是本劇的核心人物,經她長考後,堅持守護在地長期抗爭,選擇不上台,只以影像來呈現劇中幾場重要的場景,這樣的抉擇,亦不是導演所能主導與左右。

歐洲演員莎拉.德.博斯切雷(Sara De Bosschere)扮演象徵威權、剛愎自用的「獨夫」克里昂(確實在希臘悲劇中,他的獨斷獨行造成外甥女安蒂岡妮、兒子希門Haemon、他的王后相繼自殺,最後獨留他一人存活),舞台上透過莎拉的自述,她說過去的演出,扮演主角安蒂岡妮數次,卻是第一次演克里昂,讓她有機會從另一個角度,去思考如此的議題。在此突顯角色扮演所蘊含的雙重意涵,演員來自歐洲這個過去500年來,入侵征服了無數其他文化與國家的大陸,至今仍以大型跨國企業公司,在南美洲巴西或其他第三世界,假「進步」、「文明」之名,所行破壞環境、掠奪當地資源之實,所造成過去殖民歷史的傷痕、與現今資本帝國主義對地球自然生態的斲傷,依舊持續進行。

歐洲演員莎拉.德.博斯切雷(左)扮演象徵威權、剛愎自用的「獨夫」克里昂。(林軒朗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教育觀眾去思索,走出劇場後該去實踐什麼

因此,由巴西原住民環保人士Aliton Krenak,所扮演盲先知特伊西亞斯(Tiresias),更深具意義。特伊西亞斯對克里昂說出天譴式預言,告誡他不遵從上天的律法讓死者得以安葬,會致使天象變易,人類將自食惡果,以此聯結到亞馬遜雨林森林被焚燒砍伐,天空下起黑雨,全球溫室效應,地球暖化是人類貪婪重利的後果,致使地球生病發燒了。這樣末世景象的描繪,從千年遙遠的希臘,一下拉回到現當代,正是現世所有人都要共同面對大地反撲的景況。

布萊希特承襲席勒(Friedrich Schiller)的觀點:「戲院應該是一個道德講壇。」(註4)意思是劇場的功能應該是教育(didactic)觀眾去思索,走出劇場外,在現實生活裡,我們應該去實踐什麼?這也是在國家戲劇院10月18日的演後座談,台灣觀眾所提的第一個問題。米洛.勞回答,這不該由導演來告訴觀眾答案,而是觀眾自己去思索,去和「此時此地」(now and here)的在地聯結與實踐,這才是《安蒂岡妮在亞馬遜》跨越國界與不同文化,從遠方的巴西與亙古的希臘,所傳遞給觀眾的重要訊息。

註:

  1. 索福克里斯(Sophocles)著,呂健忠譯。2009。《索福克里斯全集Ⅰ》。台北:書林。頁288。
  2. 史碧華克(Gayatri C. Spivak)著,張君玫譯。2005。《後殖民理性批評——邁向消逝當下的歷史》。台北:群學。譯者序 VII。
  3. 同註2。
  4. 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著,丁揚忠等譯。1990。《布萊希特論戲劇》。北京:中國戲劇。頁75。
巴西原住民環保人士Aliton Krenak扮演盲先知特伊西亞斯,對克里昂說出天譴式預言。(林軒朗 攝 國家兩廳院 提供)
本篇文章開放閱覽時間為 2024/11/19 ~ 2025/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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