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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冀平相信接觸生活,熱愛結交各樣友人是她創作人物生動,語言豐富的祕方(《天下第一樓》劇照)。(許斌 攝)
人物檔案 人物檔案NO.3

創造記錄的劇作家何冀平

元宵的炮竹聲猶縈繞在大氣間,春雨霪霪的台灣,悄悄地,飛來了去夏在台灣藝文界造成強烈旋風的大將:《天下第一樓》的劇作家何冀平。

元宵的炮竹聲猶縈繞在大氣間,春雨霪霪的台灣,悄悄地,飛來了去夏在台灣藝文界造成強烈旋風的大將:《天下第一樓》的劇作家何冀平。

「人藝來演《天下第一樓》時,我到香港定居還不滿四年,好多朋友熱心奔走,想法子讓我也一起來參與盛會,最後,還是不准。」無奈和開心交錯在何冀平秀麗的臉龐上,這回,她以觀光的名義隨旅行團來台。

中國寫實戲劇的第二顚峯

《天下第一樓》於一九八八年在北京首演時,一九五二年出生的劇作家僅三十六歲。她與該劇締造「人藝」幾項歷史性的記錄:首先,她是人才如過江之鯽的人藝裏鳳毛麟角的女劇作家,也是一九八三年以前,人藝以特例而接受的第一位畢業自中央戲劇學院戲劇文學系的「科班生」。在票房方面,《天下第一樓》在首演後三年即逾三百餘場,至今仍連演不衰,是空前未有的。最膾炙人口的,這是第一齣以飮食文化爲題材的傑作,也是繼《茶館》後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寫實戲劇的第二巔峯。

從何冀平開朗、謙和、親切、自信的神態,我們許會推測這些榮譽得自家庭栽培有方,事實是,幾乎從襁褓時起,她便遠離父母的懷抱。身爲國民政府官員的父親是李宗元部下,中共統治神州前夕,他匆忙隻身飛往香港。四歲時,她隨母親和外婆赴港與父親團聚,但因當年在香港生活亦不容易,兩年後又由外婆帶回北京。童年、靑少年,她都是在孤獨以及「黑五類」的陰影下挨過,「文革時,我在香港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我是死是活……」

優異的成績護佑她躋身於第一名校:北京師大女附中,同學儘是中共領導如毛澤東、鄧小平的女兒之屬,平民和知識分子的女兒佔的比率甚低。斯時,文化大革命的烈焰已熊熊燃燒。初二時,以響應毛主席的號召爲藉口,她選擇到一個幾座山長不出一株樹的陝西延安偏遠鄕下,遠離在北京因父親身分總遭人白眼的難過生活。

五年的黃土高原生涯,儘在長身體的這批靑少年,經常是有一頓沒一頓的。同學裏禁不住餓挨不了苦的,就與當地農民結婚,甚至自殺。擅於「開解困境」的何冀平,自小就喜歡唱歌戲舞的劇場天分,尤其是編劇的潛能,不期然地,開出可喜的花朶來。

「我想娛樂他們,也想娛樂我自己」

「我不是因爲『服務』的觀念而弄活動,實在是他們的生活太貧乏了。沒有廣播,沒有任何資訊,過年的時候,幾個要飯的,在門口打打竹板,唱幾句歌,這就是他們唯有的娛樂了。我想娛樂他們,也想娛樂我自己。我們的生活很枯燥,很沒意思。」她多寫有關農民生活的小喜劇,因爲生活太艱苦了,不能再寫悲劇。由於寫了馬上就要演出,立即可以看到觀衆的反應,這對她熟悉觀衆和舞台是再切身不過的訓練了。能直接感受到觀衆的反應,是何冀平酷愛創作話劇的動力:「我一直都是很緊張的,看到有人笑,我心裏甜的不得了;看到有人走掉,我心裏很不舒服;看到有人交頭接耳做別的事,我心裏很反感。敏感、在意,一直伴隨著我;從初二時搞小喜劇,到《天下第一樓》,都是這個樣子。不是特別在乎,但臨場時,我會很緊張。」

文革後期,她因表現優異被調回北京,在工廠的機械部門當磨工,這樣又是六年。然而,戲劇之神已爲她譜好悠遠的樂章。在廠裏,有不少被下放的劇場專才,他們組織了話劇團,現在,她寫的是工人生活了。而在文化部長英若誠領導的人藝衆多藝術家,也因文革期間劇院百舉皆廢,無事可做,被指派到工廠來指導話劇演出,像演員胡宗溫、謝延寧,佈景道具、服裝、燈光等皆由人藝包辦,與他們合作的導演是藍天野,設計師宋垠。因著這些機會,她與人藝深切結緣。一九七八年她考進中央戲劇學院的戲劇文學系,一九八三年畢業時,四十五個畢業生中,人藝只給該系一個名額,且指名就是要「何冀平」。

坎坷的農村、工廠生涯顯然增強了她加入人藝的實力,因老一輩的人藝忌諱的便是學院訓練的刻板和遠離生活。自認得益於開解型個性的何冀平,性喜結交各行各業的朋友,「我跟這些工人、農民來往很多,他們講的話,我都很愛聽。跟任何人我都可以談到心裏頭去,交談時,他們的個性、人格、家庭生活、個人問題都不由自主流露出來了,我接受這些訊息,創作時,就化成豐富的資源了。」何冀平相信接觸生活,熱愛結交各樣友人是她創作人物生動、語言豐富的秘方。

「樣樣有理解,樣樣有來源」

七年的人藝創作家生涯,她交出了《好運大厦》和《天下第一樓》。《好運大厦》的定稿是在臨盆前完成的,在醫院,她請丈夫「把劇本送到人藝去,我寫完了。」

何冀平非常服膺人藝對劇本要求之嚴格。她覺得人藝懂劇本,提的很是點子,癥結的地方剖析的很精準。「沒有一個劇本是一稿通過的,總要一修再修。人藝強調『樣樣有理解,樣樣有來源。』排演前,有個答辯會,演員、設計家,任何人都可質問有關劇本的種種,連珠砲似的。」創作室的幾個頭頭都是聲名顯赫的人,曾經有過焦菊隱先生、英若誠先生等,當時,領導創作室的是于是之先生,是跟她接觸最多的人。

「『一個劇院完全靠劇本來支撑,沒有好劇本,說什麼也沒有用。不能老演外國人的劇本,不能老演別人的劇本,一定要演劇院自己作家的劇本。』這是于是之領導人藝十年來最輝煌的一點,他就是要培養自己的作家,不能在老舍、郭沫若以及無法再執筆的曹禺之後,就沒有人能寫好劇本。這個泉源哪裏來呢?我們要到哪裏去找呢?我們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所以他就把力量發揮在我們幾個編劇身上,在生活上提供種種方便,從來不打擊我們,我們的一丁點熱情他都很肯定。我們都很感動。于是之必定是將你的劇本認認眞眞讀過兩遍以後,才給你發表意見,非常中肯地。他很尊重你的勞動。他是個至性至誠的人。」

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運動後,她決定到香港與已前去多年的丈夫和兒子團聚。「離開人藝,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無奈。」

在香港,她的觸角多往電影、電視發展,完成了電影劇本《新龍門客棧》和電視連續劇《新白蛇傳》等,她慶幸與導演、製作人皆合作愉快。寫影視劇本,她用的是「曉禾」的筆名,「『何冀平』只保留給舞台劇劇本,」她慧黠且沉篤地微微笑道,「只有在舞台劇,才有劇作家完整的位子。」

 

文字|陳玲玲 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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