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藝術很政治。表演團體從跟不上政治節拍，第一支「骨迷宮」之舞被痛踩一脚，直到年底的「二十四小時台北藝術運動」舞者升空、組成藝術聯盟等事件，看出藝術家在新的政治環境中試圖重新調整自己的角色。
一九九四年的冬天來的特別早，在初冬的料峭裡，回顧表演藝術界今年一路行來的旅程，留下的足跡竟也是充滿了抖擻忐忑，步步猶疑。
從上半年的「骨迷宮」事件，到下半年發生的「廿四小時台北藝術運動」，以至表演藝術聯盟的成立，有人戲稱今年是台灣表演藝術界的政治年。藝術與政治的紛爭特別多，藝術透過政治運作的現象特別熱，以致於年終的大結局是，藝術界不得不組成壓力團體，學習政治遊戲規則，來抗衡政治體制的片面操縱。
骨迷宮，首樁政治／藝術事件
上半年的第一顆炸彈由身體氣象館主辦的「後舞踏表演祭」引爆。表面上看，「骨迷宮」似乎是一個色情與藝術的紛爭，但事件的導火線，主辦單位之不熟悉政治體制的遊戲規則，對藝術行政事務的陌生，其實難辭其咎。
由於「色情」話題在台灣社會的曖昧性，「骨迷宮」的裸體話題超越了對表演藝術法律空間的探討，事件如野火燎原般在媒體上燒了近一個月，不管這把火從那裡燒起來，烈火餘燼之後，它倒檢驗出台灣社會體質對裸體的低度免疫力，色情依然是擺盪在道德與藝術之間不可解的迷思。對於這個事件，儘管官方說法是身體氣象館的申請過程不合法，但是在台灣，「合法」與「非法」亦是一道難解的題，當「裸體不可以」與「合法才可以」兩道提示加在一起時，頗令人好奇地想問：「如果『骨迷宮』具備一切合法的證件，它是不是就能摘掉裸體／色情的外衣，順利上演？」
裸體的曖昧性牽涉一個文化對身體的傳統看法，「裸而不色」與「不裸而色」的身體差異，對中國人而言，都被化約在「脫光衣服」的概念上。地下的色情因爲擋不住的人慾市場而能超越法律，繼續氾濫；但在合法的官方表演藝術空間裡，裸體的演出形式，卻很難超越各種法律、道德的制約，容許有思考討論的空間。「骨迷宮」的經驗令人反思的不只是藝術與色情的辯證，而是台灣的表演藝術從創作過程到演出，到底面臨著多少官方的制約與法律陷阱？特別是當所有的表演場地都在官方掌控之下，不諳政治與法律的藝術家如何去玩體制內的遊戲？
官方與民間重新調整對應關係
皇冠四十週年舉辦的「各式各樣小劇場」藝術節，便讓參與的藝術家吁了一口大氣。一個將場地交給藝術家，讓他們在所有可能範圍內賦予創作的自由空間，只需面臨與觀衆間的眞實回應，不必擔心自己是否具備「表演」的合法身份。
以文建會爲首的官方文化機構，近幾年放寬範圍的補助政策，提供了表演團體創作生機。加上文化在朝野政治拉鋸場上，近幾年也成爲嶄露頭角的課題之一，以及市場機制的繼續成長，表演藝術界在九四年裡，面對的是內外界限越來越模糊的「體制」。九〇年代初出現的前衛表演團體降低了與官方的對立態度，而學院派劇作人才的加入，也使得劇場裡的作品越來越多樣化。
但文建會文化政策的自北南移，以及兩廳院在民間經紀公司的叫囂壓力下，逐年降低節目自製比例，這兩個台北演藝團隊依賴最重的政府資源，因其政策上的改變，已明顯地影響了台北的表演藝術生態。比起去年，戲劇界今年的創作力在量上活躍許多，但許多團體是在生存的壓力下爭取演出機會，在質上反而出現了滯怠。而舞蹈創作上，資源更少，除了雲門舞集、舞蹈空間舞團必須維持定期演出，中小型舞團或個人編創者如果不在兩廳院的春秋舞展之列，或與學校資源合作，幾乎難有演出機會。新生代編舞家兪秀靑把自家公寓開放爲「另一種」表演場地，其實也是藝術工作者表達創作上苦悶壓抑的一種方法。
事實上在這個體制化的過程裡，高度依賴政府資源的現象，也讓表演團體戒愼恐懼。九月舉辦的「人間劇展」，來自官方與媒體企業的資金，置身在都會雅痞的戶外空間裡演出，首演之夜就面臨異議團體抗議小劇場被「收編」。這些抗議之聲聽起來弱勢而尷尬，事實上，表演藝術團體不可能自外於社會體制之外，「收編」的呼聲事實上只不過反映了部分劇場界人士在「體制化」裡的難以適從。
表演團體跟上政治節拍
與其談如何與官方站在對立陣營，不被收編，倒不如更積極地去思考如何共創一個更合理的體制環境。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在立法院等待了三年之後，終在今年九月順利通過，一百億元基金會的大餅現在雖然還在空中，但基金會組織的雛形，如果不在嚴格的民意，有效的監督下，未來的發展恐怕又是一雙不合藝術界的大鞋。「文化環保」在今年十月連舉辦了三場相關座談會，一方面提供國外經驗，二方面透過激烈的討論，也蘊釀民意壓力。從十月以來，表演藝術界不再沈默，越來越多以政治管道爭取權益的行動（如「廿四小時台北藝術運動」，爲爭取開闢藝術特區的訴求），也有越來越以政治之道還治政治之身的準備動作（組織「表演藝術聯盟」，積極關注各項有關表演藝術生態的政策及法案），這些聲音凝聚的力量能有多大，還待明年繼續觀察。
文字｜盧健英 文化新聞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