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傑利畢達克因病不能來台,兩廳院急電呂紹嘉回來代理指揮慕尼黑愛樂。(許斌 提供)
特別企畫 Feature 特別企畫/十年演藝/兩廳輝映/台前幕後

幕起之前

每天能與心目中的藝術家偶像面對面一起工作,相信是人人羡慕的,但是半夜接機,演出前恐出紕漏的壓力,卻是一般人難以想像。兩廳院十年來幕後的精采故事一點也不輸給台上的演出……

每天能與心目中的藝術家偶像面對面一起工作,相信是人人羡慕的,但是半夜接機,演出前恐出紕漏的壓力,卻是一般人難以想像。兩廳院十年來幕後的精采故事一點也不輸給台上的演出……

楊俐芳(曾任規劃組組長,現任資訊室主任)

兩廳院開幕時,我是規劃組組長,當時兩廳院的節目都是自製,整個規劃組祇有十個人,卻要負責規劃出全年五百場的節目,工作壓力很大,加上沒經驗,須邊學邊做,白天工作十六小時以上是常有的事。

除了庶務性行政、宣傳、企畫工作外,也須負責演出團體的接待工作,我和童乃嘉還曾在半夜到機場接吉他大師葉佩斯(Narciso Yepes)。至於各種緊急突發狀況也是屢見不鮮,最讓我難忘的是克里夫蘭管弦樂團來的那一次。

克里夫蘭管弦是開幕音樂會的重頭戲,之前各種準備都很齊全,直到他們要來的前一天我們才接到消息說因人員太多,飛機無法一次全載過來,而且樂器須做通關檢査,如此一來,恐怕無法趕上演出。我便去商請華航幫忙,一些團員請華航協運,然後又趕到中正機場海關處協調通關。結果,第二天克里夫蘭管弦樂團十二點到機場,所有樂器均不用檢査就直接出關,回到台北才一點多,還有時間可以排練,晚上演出當然也順利展開,但這次緊急協調的過程卻久久難忘。

李惠美(現任企畫組第二科科長)

承辦José Limon舞團來台巡迴演出是一次非常難忘的經驗,因爲以往我們製作的節目都祇在兩廳院演出,這次還到台中和台南文化中心,而這次的巡演引發了台北和地方對文化工作態度的紛爭,因爲在兩廳院,我們有最好的設備,所有的工作人員幾乎是二十四小時的全力配合,以達到最好的品質,但地方性的文化中心屬公務機構,時間到了就關燈、關門。

另外,荷蘭舞蹈團(NDT)和該團的編舞家季里安來演出也令我印象深刻,季里安精通七國語言,對人親切和藹,絲毫沒有大牌編舞家的架勢。模斯.康寧漢來演出時正逢他七〇歲生日,我們在舞台上幫他慶生的經驗也很難忘,但看到他日趨老邁,已不太能伸展自如的身軀,總令人感嘆。

吳惠娟(現任職企畫組)

作爲節目承辦人,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解決演出後台的緊急狀況,開幕之初,有一次邀了一位奧地利大提琴家來台和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前身,簡稱NSO)演出一首海頓大提琴協奏曲,當大提琴家到了,要和NSO彩排時才發現雙方所用的樂譜版本不同,又不能要求那位大提琴家換成我們的版本,祇好到處打電話詢問有無那位大提琴家用的版本,但因那個版本較冷僻,問遍全省都沒有,又趕快聯絡那位大提琴家在奧地利的經紀人,請他幫忙找,後來終於在薩爾茲堡的一個中型樂團中找到,因爲當晚就要演出,時間急迫,便請他們用傳眞方式傳來,整整傳了一個多小時才傳完,接著我們還要印分譜、貼譜,終於最後有驚無險的上場演出,我們才鬆了口氣。

開幕時爲了測試劇院軟硬體、看各項功能是否符合世界級標準,邀請紐約市立歌劇團(New York City Opera)演出《茶花女》、《波西米亞人》、《學生王子》三齣十場歌劇,在當時造成空前盛況,卻也在媒體上引發論戰,討論花七千萬測試系統是否値得,我還記得當初紐約市立歌劇團團長說了一句耐人深思的話,他說七千萬也可以買一輛坦克車,這完全要看你從什麼觀點出發。

另外,卡瑞拉斯第二次來台,和NSO及國內女歌者合作演出當晚,NSO正在演奏一首輕快的序曲,帶點舞蹈節奏,在後台等著上場的卡瑞拉斯聽著聽著就跟著節拍跳起舞來,流露出台上少見的輕鬆場面。

劉嘉哲(現任職演出組、鋼琴調音師)

有一年Eugeme Istomin來,我正好因軍事點召不在,Eugeme Istomin祇彈美國廠的Steinway鋼琴,當時我們祇有四台德國漢堡廠的Steinway,加上Eugeme Istomin對功學社來的調音師不滿意,我就被緊急召回來幫他調音。我們的第一台美製Steinway就是Eugeme Istomin回美國後幫我們挑的,運來兩廳院時Eugeme Istomin也跟著來,並義演一場。

爲多明尼加總統査莫諾夫人彈管風琴也是一次很難忘懷的經驗,査莫諾夫人來兩廳院參觀,本來安排了一位小提琴家演出,結果小提琴家臨時不能來,我便臨時被召去彈管風琴。我拿了譜就上台上,彈了三首曲子,是我生命中最漫長的十幾分鐘,彈完下來手還在抖呢!

跟Peter Ortz的經驗更驚險,Peter Ortz來時正好生病,加上時差問題,十分擔心所演出的其中一首美國現代作品會忘譜,臨時叫我上台幫他翻譜,並要我充當翻譯,向觀衆解釋該曲須視譜彈的原因。一開始時很順,我就坐在旁邊幫他翻譜,到了第二頁時他突然要我別翻了,在最後約三分之一時又叫我翻,因爲是十二音的東西很不容易辨認,我翻了二頁還是沒找到,緊張的直冒汗,心想:早知道就不聽他的繼續翻就沒事了。所幸最後還是圓滿的彈完了。

我的工作就是要接觸各種類型的鋼琴家,有些鋼琴家選琴很快,彈幾個音就可以決定,有的十幾台琴都彈遍了還是不能決定;此外,那個鋼琴家習慣用那台琴我也都要做紀錄,以備鋼琴家日後査詢之用。

可以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鋼琴家,是工作外的最大收獲,有很多鋼琴家甚至會留下通訊方式並邀請我去玩,像前年夏天我就受邀到法國一個鋼琴家家中作客。另外,我也保留了來台演出鋼琴家們的節目單及簽名,這些都是我的寶貴資產。

邱媛(前兩廳院工作人員,曾任企畫組科長)

記得兩廳院五週年音樂會當天,我們準備了五千支的蠟燭,預備要在戶外音樂會當場發給觀衆。當時天空飄著小雨,我和許多工作人員都在擔心:「到底有沒有觀衆會來?」沒想到當晚的觀衆人手一支蠟燭,廣場上的火海有上萬人的氣勢,大家一起唱著生日快樂歌爲兩廳院慶生,場面十分的感人!而中場休息的趣味問答,我們準備了許多有關兩廳院的問題,例如像:「兩廳院那一棟是長方形?那一棟是正方形?」、「兩廳院一共有多少個門?」等,沒想到大家都能回答出來。

另一個讓我感動的戶外音樂會,是李炎主任上任第一年的中秋節,中國三大男高音音樂會。原本是要在戶外舉行的,但爲了怕下雨臨時改在室內舉行,當天的票券在一個小時內被索光。因爲當晚沒有下雨,爲了饗宴戶外的觀衆,戶外架設了大螢光屛做現場轉播。三位男高音與主持人曾慶瑜在節目之後走出音樂廳,不用麥克風,在戶外廣場至少演唱了三十分鐘的安可曲,場面非常地熱烈!

據說雲門舞集每次戶外公演之前都會到行天宮拜拜,第二年中秋我也如法泡製一翻,那年的中秋果然晴空萬里。

在擔任音樂組組長之時碰到兩件讓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事。一是一九九三年卡瑞拉斯第二次來台,他的女高音臨時無法來台演唱,當時趕緊應變,甄選台灣的女高音共同演出;另一個則是第二次慕尼黑愛樂來台,指揮大師傑利畢達克卻因病不能同來,在十分危急地之際,於十二小時之內聯絡上呂紹嘉代打。

這些也都是適時讓台灣的音樂家有出頭機會。

擔任企劃組壓力其實很大。有一次兩廳院從國外請來一位非常有名的低音大提琴家來演奏,票全賣光了,卻演奏得非常糟。我聽了一首就聽不下去,走了。眞的是非常的難過。同樣地,如果我們請到了很好的藝術家,票房卻賣得很差,難過的心情也是一樣的。

李綺芳(現任職推廣組)

在前台組擔任導覽的工作時,適逢戈巴契夫、柴契爾夫人到訪兩廳院,能與一國的領袖面對面,覺得十分的幸運。還記得戈巴契夫形容兩廳院看起來像一艘飛行的船(因爲飛簷的關係)。

而在兩廳院剛開幕之初,我擔任節目演出服務人員,當時有好幾位老先生幾乎天天來,我們幾個工作人員都戲稱他們爲「兩廳院之友」。

其中有一位湯老先生常常是喝了酒才來看表演。老先生有時在曲目演奏到一半就拍起手來,其它觀衆也就跟著拍手,場面十分尷尬;有時有座位他也不愛坐,弄得服務人員不知怎麼辦才好。後來日子久了,湯老先生不但跟我們交上了朋友,還會聽我們的勸,並和其他人成爲好朋友。

張素眞(現任職推廣組)

在兩廳院這麼多年待過不少部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擔任導覽和售票工作。這兩個工作都是面對民衆的第一線,待在兩廳院的開放空間工作,需要臨機應變的事情特別多。記得有一次帶團體的導覽,團體名稱上寫的是療養院,我就以爲是老人安養中心,後來才知道是精神病院患者。曾經很煩惱要怎麼講解才好,幾經考慮過後,決定還是按照對一般民衆解說的方式去做。記得當時其中有一位穿著橘子色上衣的小姐問我:她是不是長得像豬?害我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

民國七十六年兩廳院剛由人工改採電腦售票,售票員不熟悉操作流程,速度自然比較慢或有錯誤發生,引起觀衆因不耐煩開罵。一開始對這樣的情形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甚至和觀衆發生了口語衝突。慢慢到後來很快就能摸索出觀衆的性格,面對各種情況都能處之泰然。

宋傳銘(現任職推廣組)

記得民國七十六年到兩廳院,當時才剛開幕,一連五個月沒有發薪水,窮到借錢吃泡麵。如果遇到有錢一點的演出主辦單位,就會請我們吃便當。後來五個月的薪水一次發,像個小富翁。

在地下停車場的排水系統還沒有做好的時候,爲了避免淹水,一遇到颱風天就要留下來駐守。找來一群壯丁們搬沙袋,擋住各停車場的出口。

還記得瑪莎.葛蘭姆舞團來演出的那一次,我出任觀衆服務組。當時電腦當機演出中斷,第一天演出結束組長找我,指示我趕快去四下籌錢,以隨時準備觀衆要求退款時用。那時我身懷鉅款,上上下下至少有一千萬又像個小富翁。

(本刊編輯錢麗安、陳品秀採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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