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能與心目中的藝術家偶像面對面一起工作，相信是人人羡慕的，但是半夜接機，演出前恐出紕漏的壓力，卻是一般人難以想像。兩廳院十年來幕後的精采故事一點也不輸給台上的演出……
楊俐芳（曾任規劃組組長，現任資訊室主任）
兩廳院開幕時，我是規劃組組長，當時兩廳院的節目都是自製，整個規劃組祇有十個人，卻要負責規劃出全年五百場的節目，工作壓力很大，加上沒經驗，須邊學邊做，白天工作十六小時以上是常有的事。
除了庶務性行政、宣傳、企畫工作外，也須負責演出團體的接待工作，我和童乃嘉還曾在半夜到機場接吉他大師葉佩斯（Narciso Yepes）。至於各種緊急突發狀況也是屢見不鮮，最讓我難忘的是克里夫蘭管弦樂團來的那一次。
克里夫蘭管弦是開幕音樂會的重頭戲，之前各種準備都很齊全，直到他們要來的前一天我們才接到消息說因人員太多，飛機無法一次全載過來，而且樂器須做通關檢査，如此一來，恐怕無法趕上演出。我便去商請華航幫忙，一些團員請華航協運，然後又趕到中正機場海關處協調通關。結果，第二天克里夫蘭管弦樂團十二點到機場，所有樂器均不用檢査就直接出關，回到台北才一點多，還有時間可以排練，晚上演出當然也順利展開，但這次緊急協調的過程卻久久難忘。
李惠美（現任企畫組第二科科長）
承辦José Limon舞團來台巡迴演出是一次非常難忘的經驗，因爲以往我們製作的節目都祇在兩廳院演出，這次還到台中和台南文化中心，而這次的巡演引發了台北和地方對文化工作態度的紛爭，因爲在兩廳院，我們有最好的設備，所有的工作人員幾乎是二十四小時的全力配合，以達到最好的品質，但地方性的文化中心屬公務機構，時間到了就關燈、關門。
另外，荷蘭舞蹈團（NDT）和該團的編舞家季里安來演出也令我印象深刻，季里安精通七國語言，對人親切和藹，絲毫沒有大牌編舞家的架勢。模斯．康寧漢來演出時正逢他七〇歲生日，我們在舞台上幫他慶生的經驗也很難忘，但看到他日趨老邁，已不太能伸展自如的身軀，總令人感嘆。
吳惠娟（現任職企畫組）
作爲節目承辦人，我覺得最大的挑戰是解決演出後台的緊急狀況，開幕之初，有一次邀了一位奧地利大提琴家來台和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國家音樂廳交響樂團前身，簡稱NSO）演出一首海頓大提琴協奏曲，當大提琴家到了，要和NSO彩排時才發現雙方所用的樂譜版本不同，又不能要求那位大提琴家換成我們的版本，祇好到處打電話詢問有無那位大提琴家用的版本，但因那個版本較冷僻，問遍全省都沒有，又趕快聯絡那位大提琴家在奧地利的經紀人，請他幫忙找，後來終於在薩爾茲堡的一個中型樂團中找到，因爲當晚就要演出，時間急迫，便請他們用傳眞方式傳來，整整傳了一個多小時才傳完，接著我們還要印分譜、貼譜，終於最後有驚無險的上場演出，我們才鬆了口氣。
開幕時爲了測試劇院軟硬體、看各項功能是否符合世界級標準，邀請紐約市立歌劇團（New York City Opera）演出《茶花女》、《波西米亞人》、《學生王子》三齣十場歌劇，在當時造成空前盛況，卻也在媒體上引發論戰，討論花七千萬測試系統是否値得，我還記得當初紐約市立歌劇團團長說了一句耐人深思的話，他說七千萬也可以買一輛坦克車，這完全要看你從什麼觀點出發。
另外，卡瑞拉斯第二次來台，和NSO及國內女歌者合作演出當晚，NSO正在演奏一首輕快的序曲，帶點舞蹈節奏，在後台等著上場的卡瑞拉斯聽著聽著就跟著節拍跳起舞來，流露出台上少見的輕鬆場面。
劉嘉哲（現任職演出組、鋼琴調音師）
有一年Eugeme Istomin來，我正好因軍事點召不在，Eugeme Istomin祇彈美國廠的Steinway鋼琴，當時我們祇有四台德國漢堡廠的Steinway，加上Eugeme Istomin對功學社來的調音師不滿意，我就被緊急召回來幫他調音。我們的第一台美製Steinway就是Eugeme Istomin回美國後幫我們挑的，運來兩廳院時Eugeme Istomin也跟著來，並義演一場。
爲多明尼加總統査莫諾夫人彈管風琴也是一次很難忘懷的經驗，査莫諾夫人來兩廳院參觀，本來安排了一位小提琴家演出，結果小提琴家臨時不能來，我便臨時被召去彈管風琴。我拿了譜就上台上，彈了三首曲子，是我生命中最漫長的十幾分鐘，彈完下來手還在抖呢！
跟Peter Ortz的經驗更驚險，Peter Ortz來時正好生病，加上時差問題，十分擔心所演出的其中一首美國現代作品會忘譜，臨時叫我上台幫他翻譜，並要我充當翻譯，向觀衆解釋該曲須視譜彈的原因。一開始時很順，我就坐在旁邊幫他翻譜，到了第二頁時他突然要我別翻了，在最後約三分之一時又叫我翻，因爲是十二音的東西很不容易辨認，我翻了二頁還是沒找到，緊張的直冒汗，心想：早知道就不聽他的繼續翻就沒事了。所幸最後還是圓滿的彈完了。
我的工作就是要接觸各種類型的鋼琴家，有些鋼琴家選琴很快，彈幾個音就可以決定，有的十幾台琴都彈遍了還是不能決定；此外，那個鋼琴家習慣用那台琴我也都要做紀錄，以備鋼琴家日後査詢之用。
可以結交來自世界各地的鋼琴家，是工作外的最大收獲，有很多鋼琴家甚至會留下通訊方式並邀請我去玩，像前年夏天我就受邀到法國一個鋼琴家家中作客。另外，我也保留了來台演出鋼琴家們的節目單及簽名，這些都是我的寶貴資產。
邱媛（前兩廳院工作人員，曾任企畫組科長）
記得兩廳院五週年音樂會當天，我們準備了五千支的蠟燭，預備要在戶外音樂會當場發給觀衆。當時天空飄著小雨，我和許多工作人員都在擔心：「到底有沒有觀衆會來？」沒想到當晚的觀衆人手一支蠟燭，廣場上的火海有上萬人的氣勢，大家一起唱著生日快樂歌爲兩廳院慶生，場面十分的感人！而中場休息的趣味問答，我們準備了許多有關兩廳院的問題，例如像：「兩廳院那一棟是長方形？那一棟是正方形？」、「兩廳院一共有多少個門？」等，沒想到大家都能回答出來。
另一個讓我感動的戶外音樂會，是李炎主任上任第一年的中秋節，中國三大男高音音樂會。原本是要在戶外舉行的，但爲了怕下雨臨時改在室內舉行，當天的票券在一個小時內被索光。因爲當晚沒有下雨，爲了饗宴戶外的觀衆，戶外架設了大螢光屛做現場轉播。三位男高音與主持人曾慶瑜在節目之後走出音樂廳，不用麥克風，在戶外廣場至少演唱了三十分鐘的安可曲，場面非常地熱烈！
據說雲門舞集每次戶外公演之前都會到行天宮拜拜，第二年中秋我也如法泡製一翻，那年的中秋果然晴空萬里。
在擔任音樂組組長之時碰到兩件讓我覺得很有意義的事。一是一九九三年卡瑞拉斯第二次來台，他的女高音臨時無法來台演唱，當時趕緊應變，甄選台灣的女高音共同演出；另一個則是第二次慕尼黑愛樂來台，指揮大師傑利畢達克卻因病不能同來，在十分危急地之際，於十二小時之內聯絡上呂紹嘉代打。
這些也都是適時讓台灣的音樂家有出頭機會。
擔任企劃組壓力其實很大。有一次兩廳院從國外請來一位非常有名的低音大提琴家來演奏，票全賣光了，卻演奏得非常糟。我聽了一首就聽不下去，走了。眞的是非常的難過。同樣地，如果我們請到了很好的藝術家，票房卻賣得很差，難過的心情也是一樣的。
李綺芳（現任職推廣組）
在前台組擔任導覽的工作時，適逢戈巴契夫、柴契爾夫人到訪兩廳院，能與一國的領袖面對面，覺得十分的幸運。還記得戈巴契夫形容兩廳院看起來像一艘飛行的船（因爲飛簷的關係）。
而在兩廳院剛開幕之初，我擔任節目演出服務人員，當時有好幾位老先生幾乎天天來，我們幾個工作人員都戲稱他們爲「兩廳院之友」。
其中有一位湯老先生常常是喝了酒才來看表演。老先生有時在曲目演奏到一半就拍起手來，其它觀衆也就跟著拍手，場面十分尷尬；有時有座位他也不愛坐，弄得服務人員不知怎麼辦才好。後來日子久了，湯老先生不但跟我們交上了朋友，還會聽我們的勸，並和其他人成爲好朋友。
張素眞（現任職推廣組）
在兩廳院這麼多年待過不少部門，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擔任導覽和售票工作。這兩個工作都是面對民衆的第一線，待在兩廳院的開放空間工作，需要臨機應變的事情特別多。記得有一次帶團體的導覽，團體名稱上寫的是療養院，我就以爲是老人安養中心，後來才知道是精神病院患者。曾經很煩惱要怎麼講解才好，幾經考慮過後，決定還是按照對一般民衆解說的方式去做。記得當時其中有一位穿著橘子色上衣的小姐問我：她是不是長得像豬？害我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
民國七十六年兩廳院剛由人工改採電腦售票，售票員不熟悉操作流程，速度自然比較慢或有錯誤發生，引起觀衆因不耐煩開罵。一開始對這樣的情形不知道該如何應對，甚至和觀衆發生了口語衝突。慢慢到後來很快就能摸索出觀衆的性格，面對各種情況都能處之泰然。
宋傳銘（現任職推廣組）
記得民國七十六年到兩廳院，當時才剛開幕，一連五個月沒有發薪水，窮到借錢吃泡麵。如果遇到有錢一點的演出主辦單位，就會請我們吃便當。後來五個月的薪水一次發，像個小富翁。
在地下停車場的排水系統還沒有做好的時候，爲了避免淹水，一遇到颱風天就要留下來駐守。找來一群壯丁們搬沙袋，擋住各停車場的出口。
還記得瑪莎．葛蘭姆舞團來演出的那一次，我出任觀衆服務組。當時電腦當機演出中斷，第一天演出結束組長找我，指示我趕快去四下籌錢，以隨時準備觀衆要求退款時用。那時我身懷鉅款，上上下下至少有一千萬又像個小富翁。
（本刊編輯錢麗安、陳品秀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