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回瞰，最大的感受，是看見國內表演藝術環境的大幅改變。
廿年前，台北的音樂展演場所大概只有國際學社、三軍球場、實踐堂、中山堂，如今大多已拆掉或改建。那時的中山堂空調噪音嘈雜難以解決，演奏會偶爾才舉辦；國際學社規模較小；三軍球場寬闊得多，也比較重要，美國費城管絃樂團首次來台就在那裡表演。
樂器的來源和場地一樣有限。記得《功學月刊》的主編一度有意邀請鋼琴大師魯賓斯坦來本地演出，卻無法如願，原因就在於少了一架「名琴」，台灣所能找到最好的鋼琴是演奏會用的YAMAHA，但是大師「沒有聽過YAMAHA」——魯賓斯坦的秘書是這麼回絕的，那一封回拒信給原原本本刊到了月刊上。「沒聽過」當然並非事實，以往國際音樂家赴遠東演出，東京是首要據點，必然要造訪東京 YAMAHA HALL；真正原因大概是世界級音樂家都和名琴簽了約，不便使用他牌樂器。不過，當年台北排不上亞洲巡迴的考慮名單，卻是不爭的事實。
有個故事，今天大概很難想像：名鋼琴家藤田梓辦了一場音樂會，曲目中列出挪威作曲家葛利格（Edgard Grieg，1843-1907）的a小調鋼琴協奏曲，現場卻不見管絃樂團；當年雖有省交，藤田女士卻選擇了播放音樂系學生練習專用、類似卡拉OK的伴奏帶，可以想見二十年前的匱乏。
廿歲的兩廳院可以做得更好：首先，表演空間的主體應該是觀眾與表演本身，觀眾也是構成整體的元素，這從服務人員的態度就能清楚地感受出來。其次，兩廳院除提供表演空間外，應發揮更廣闊的影響力，將表演藝術的文化氣氛延續到生活，這一點可向日本的美秀美術館看齊，他們從交通到衣食各項細節，都在實踐「永續」的概念。最後，兩廳院是長久的文化據點，對於演出紀錄的保存，除了累積，還可更有效率地運用、推廣；既然花力氣辦了節目，也提供影音資料借閱，不妨提高節目錄影品質，讓舞台影像的變化豐富些。
再說回多年前那幅畫面。光彩奪目的藤田女士隻身坐在偌大的舞台上，每彈到音階下行時禮服滑下肩頭，她又趁著音階上行時順勢將禮服扶起。葛利格那首協奏曲的鋼琴與管絃樂要在第一秒同時開場，開場瞬間，藤田女士的鋼琴與伴奏帶的合奏竟然分秒不差，我至今不知道是怎麼辦到的。前陣子我再度到國家音樂廳欣賞一場演奏會，中場時服務人員引了位有年紀的婦人到我身邊的座位，那婦人氣質出眾，很是面熟，但她的面容已使我不能篤定。直到演出再度開始，在黑暗中，婦人的手不自禁地隨音符舞動，我才確定，是藤田女士沒錯。
紀錄整理｜鄭尹真 特約採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