敲打派（The Beat Generation）最初萌芽時，只被美國主流社會視為怪胎異端，影響力局限在地下文化圈，直到西方反文化（counter-culture）盛行的一九六○年代，敲打派與嬉皮、搖滾、藥物、反戰運動，以及視覺文化交錯結合後，才真正成為主流文化的一環，並藉由文化商品的全球傳遞，迂迴漸次地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化風潮。
敲打派（The Beat Generation，一譯「垮掉的一代」或「垮世代」）一九五○年代中期在美國的崛起，有其特定脈絡下的歷史背景。當時距離勞民傷財的二次世界大戰，已有十多年的休養生息，物質生活相對安穩富裕的美國，籠罩在冷戰架構下的反共氛圍與白色恐怖裡，視社會異端為仇敵。敲打派最著名的三位文人艾倫．金斯堡、傑克．凱魯亞克、與威廉．布洛斯，正是在此等壓抑的窒息氣氛下，以個人反叛為途徑，分進合擊寫下三本重要經典：《嚎叫》（1956）、《在路上》（1957）、《裸體午餐》（1959）。
敲打派最初萌芽時，只被美國主流社會視為怪胎異端，影響力局限在地下文化圈，直到西方反文化（counter-culture）盛行的一九六○年代，敲打派與嬉皮、搖滾、藥物、反戰運動，以及視覺文化交錯結合後，才真正成為主流文化的一環，並藉由文化商品的全球傳遞，迂迴漸次地成為影響深遠的文化風潮。
作為次文化現象，敲打派名氣雖大，卻常被歸納到嬉皮文化裡，而顯得面貌模糊。事實上，敲打派雖可說是嬉皮文化之先河，但它對西方文化的影響，事實上是運作在不同層面上。
移動精神：拒絕拘泥，勇於體驗
敲打派對後世最大的影響，或許不只是在文學層面，而更在於其核心文人那股放縱不羈、拒絕停滯的移動精神。被認為是敲打派代言人的凱魯亞克，在代表作《在路上》裡營造了一個嶄新的、探索的、永遠「在路上」的美國人形象。在此之前，西方世界不乏此種歌頌移動精神的文本，但凱魯亞克筆下的主人翁不同處，在於其缺乏明確動機目的，狀似虛無粗野犬儒、質疑一切教條律令，並相信藉由持續性地流動逃逸，拒絕拘泥一時一地，勇於體驗未知事物，或許得以獲致靈魂的絕對自由。
這種移動精神，一則反叛了五○年代美國社會的保守停滯窒息，轉而崇尚年輕人的身體節奏與脈動；二則反映了戰後西方消費社會逐漸成形下，個人物質生活漸趨富足，但卻相形空虛的精神生活，亟需尋找解放出路；三則表徵了二十世紀中葉，一種崇尚DIY的自助旅行文化漸次萌興。也正因此，在西方旅行文學與背包客文化裡，《在路上》具有宛如聖杯的崇高地位。
移動一事，也不僅是地理位置上的變換方位，更是內在心靈的轉換歷程，彷彿藉由一場沒有終點與目的地的旅途，主人翁得以經歷一場解放自我意識的「穿越儀式」（rite of passage）。敲打派對移動精神的推崇，對視覺藝術的影響深遠。最著名的例子，是瑞士攝影家羅伯．法蘭克（Robert Frank）花了兩年時間遊蕩美國，最後經由凱魯亞克寫序引介，在一九五九年發行了影響深遠的攝影經典The American，用悲傷冷峻的黑白影像，戳破了美國夢的盲目樂觀，被譽為是美國社會病理的視覺解剖刀。他訴諸主觀、強調移動、疏離深刻的影像風格，一方面承繼了敲打派風格神韻，二方面影響了無數的後輩攝影家，著名者如Stephen Shore、Jacob Holdt等。
敲打派對視覺文化的另個影響支脈，則來自於「公路電影」（Road Movie）類型。做為藝術電影的「公路電影」，通常聚焦在主人翁的一段旅程，而此旅途不見得有明確的終點目標，重點是藉由移動，主角得以在哲學層次上體驗或反思自身存在的困境。移動本身，就是意義。一九六九年由彼得．方達（Peter Fonda）與丹尼斯．霍柏（Dennis Hopper）主演的《逍遙騎士》Easy Rider，深受嬉皮文化與敲打派精神影響，被認為是「公路電影」的原型經典，而德國導演文．溫德斯（Wim Wenders）在一九七○年代以降著名的「公路電影」系列（尤其是幾部檢討德國青年美國夢的早期作品），則是敲打派精神在歐陸的反思與變形。
肉身體驗：藥物加持，探索深層意識
敲打派尋找個體解放的努力，某些層面彷彿呼應了二十世紀早期歐陸超現實主義者對於潛意識、夢境，自動書寫（automatic writing）的探索與嘗試，敲打派與超現實主義者，都在尋求某種不受世俗所制約的創作「自發性」，一種spontaneous writing的潛力。但有別於超現實主義者那歐陸派的智識沈思與學究氣味，敲打派更強調肉身體驗與神秘經驗的必要性。這使得敲打派的自我解放，一方面追求靈性（spirituality）的提升，二方面則強調身體性（corporeality）的感官經驗。是以藥物實驗或酒精沈醉，對敲打派而言都不是禁忌劣行，而是藉由肉身體驗，得以打開另一道意識之門的必要手段。
藉助藥物創作，在藝術史上雖非絕世罕見，但如敲打派這般，主張用所有可能的途徑來打開個人意識的玄妙之門，深切影響了嬉皮世代以降的後輩創作者。其中威廉．布洛斯是最著名的毒蟲，他的《裸體午餐》來自親身體驗，對藥物成癮者的沈迷與執念多所描述，並將這種恍惚的、麻醉的肉身體驗，提升至某種存在主義困境的哲學命題，頗有深意。這種開放一切可能性，強調肉身體驗的「放空」精神，使得敲打派在今日，仍對許多尋求個體解放的邊緣、另類、前衛藝術創作者，具有典範等級的吸引力，而西方社會晚近二十年間諸多「反反毒」的文化論辯，某種程度上也是與敲打派身體論述的一種跨代對話。
萬物神聖：破除框架，吸取異文化
敲打派對個體解放的追求除了藥物外，另一路徑則來自西方以外的異文化洗禮。金斯堡的詩作，深受東方佛教與印度文化的影響，布洛斯的恍惚體驗，許多則與他在摩洛哥的迷幻經歷有關。他們對非西方文化的擷取與涉獵，雖然許多只是依照自己的方便癖好，而囫圇吞棗地吸納接收，難以稱上原真嚴謹，但他們為後世所設定的態度，是一股努力放空自己，竭盡所能在西方主流的基督教文明外，尋覓來自其他異文化的靈性體驗，好豐厚自身的解放精神。
敲打派這種思維背後，即為一種具有宗教意味，且樂觀至近乎天真的「萬物神聖」態度。金斯堡在他著名的詩作〈Footnote to Howl〉裡，用宛如東方宗教裡的念咒方式，如連珠砲般不斷讚頌從屁眼到摩天大樓等世間萬物，皆屬神聖崇高而無分高低貴賤之物，便為此種思維的表徵。這種認為萬物皆屬良善平等，意志得以超克矛盾的天真精神，之後由六○年代嬉皮文化承繼發揚，影響深遠，至今仍是許多西方人在面對「非」西方文化時，所抱持的基本態度。這種藉由個體意志所想像出的齊頭平等，出發點雖然良善可敬，但因忽略了文化間的生成脈絡與權力關係，而略顯天真盲目，但也可說是敲打派在異文化的創造性誤讀之餘，所不得不承擔的遺產了。
個體解放：從自身到社會的解放路徑
金斯堡曾說，敲打派其實沒有什麼宏大深遠的宗旨，更沒有什麼社會性的目標，追根究柢，他們只是在追求個人體驗的徹底解放。這種精神，使得他們的社會態度趨向虛無犬儒，並在原則上反對所有形式的權力結構。
但在這個新右派自由主義盛行的當道，敲打派所希冀的極端個人主義，早已不如一九五○年代那般具有反叛色彩，反倒是被全球化下不平等權力關係所多重制約的「被擊垮的（beaten）一代」，如今才是這個世代的集體處境，那麼人們不禁要問，要如何才能將敲打派的核心精神與當代接合？
一個可能的路徑，在於一則與《在路上》同世代的類似故事，那就是古巴革命先行者切．格瓦拉（Che Guevara）在年輕時，同樣為了體驗生活之故，決定騎摩托車在南美洲自助旅行，藉此他開啟了自身的社會意識，從而尋求受壓抑者的集體解放。同樣崇尚移動精神與生活體驗，這是一個與敲打派有所神似，但路徑態度分歧，從而結論有別的西方文化典範。那麼台灣社會在風靡折疊式單車所帶來的移動感之餘，眼見西方社會對移動精神的各種變體，是否又能將此時尚風潮略為擴展引伸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