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當年，一卷八歲女孩錄下的幾首小提獨奏曲輾轉傳到了小提琴教母迪蕾（Dorothy DeLay）的手中，她打開錄音機，還以為自己搞錯了—— 裡面的琴聲，聽起來完美得像是二十八歲的人所拉的。後來她邀請這位傳說中的孩子到美國，看到她面試曲目的高難度，老師們都不認為她能夠拉得好，只預期聽個兩三行，沒想到這個孩子一開始演奏，就沒有人想讓她停下來。她就是日裔小提琴家宓多里，以十一歲的幼齡接受指揮祖賓．梅塔的邀請，成為紐約愛樂管絃樂團新年音樂會的神秘嘉賓，獲得全場起立致意的盛況，「新世代的海飛茲」這個盛讚，從此就被用在這個令人嘆為觀止的孩子身上。

宓多里與巴爾托克《第二號交響曲》有特殊淵源

這麼多年過去，宓多里仍然是舞台上閃耀的巨星。褪去神童的傳奇，宓多里的光芒並不刺眼，而是像顆渾然天成的珍珠。即使是在西方世界中長大，她仍遵循著來自東方的家訓。用功、積極、品格等自我要求，使得她的音樂比別人更多了一分無瑕的美。從廿歲就設立了第一個基金會「宓多里與朋友們」，到至今數個基金會在手上，忙碌的宓多里不管身為演奏家、聯合國和平大使，或者南加大的絃樂器主任⋯⋯都能看到她以音樂跨越國籍、樂種，從事推廣、教育、扶持，並且將優美的樂音與眾人分享。

即將首度與NSO音樂總監呂紹嘉合作，排定的曲目是作曲家巴爾托克的《第二號交響曲》。邀請宓多里演出這個作品，兩方想法與回應都相當一致。呂紹嘉透露：「通常獨奏家會選擇華麗的、掌聲較多的樂曲，但她不但答應拉這首曲子，還主動要求增加排練的時間。」即使邁入演奏生涯第廿七個年頭、每個樂季在全世界有超過九十場的音樂會，並且已經來過台灣數次，宓多里對每一場音樂會的重視和嚴謹的態度，正是她給予觀眾最佳品質的保證。

事實上，宓多里與巴爾托克《第二號交響曲》是有特殊淵源的，在她「只有約大人坐在椅子上一般的高」時，小提琴家祖克曼（Pinchas Zukerman）就曾因為她拉奏這首曲子而感動落淚：「調完音，宓多里對觀眾鞠躬，對我鞠躬，對鋼琴家鞠躬，然後開始演奏巴爾托克《第二號小提琴協奏曲》，而我開始情緒激動，我坐在那裡，眼淚開始從我面頰上流下來。」一把約一半正常大小的小提琴，在小宓多里的手中所展現出的聲音，讓祖克曼覺得自己是見證了一個奇蹟。而在她十九歲不到時，就與柏林愛樂合作灌錄了這首曲子，樂團與小提琴家默契十足的配合，以及她對音樂深刻的理解力，不但獲得《留聲機》雜誌的推薦，更創下年紀最小就灌錄這首作品且如此成功的紀錄。而對於宓多里的琴藝，呂紹嘉也讚許地說：「她對音樂有獨特的看法，不管演什麼，總是可以感覺到一個很清楚可以觸到樂曲核心的詮釋。線條結構都非常清楚，但又散發著真摯的感情。她的技術沒話說，但技術是為了服務音樂，而非單獨存在的。」

西貝流士名曲聽見北國蒼勁

西貝流士及巴爾托克是NSO今年的主題，除了巴爾托克外，前後兩首都是芬蘭作曲家西貝流士的作品。開場的《圖奈拉之天鵝》The Swan of Tuonela 選自組曲《傳說》Lemminkäinen 的第二段。創作的動機來自芬蘭神話中的英雄Lemminkäinen，這位常被形容有著飄逸金髮的人物，因為愛上了美麗的女孩來到黑水環繞的亡魂之地圖奈拉，為了獵殺巡游的天鵝而喪命。最後是母親費盡千辛萬苦，才讓他死而復生。樂曲的開頭有一段很重要的英國管獨奏，象徵著神秘天鵝的巡游，這段音樂對英國管來說，可能是管絃樂作品中最為人所知的段落。管絃樂主要是由絃樂分成很多聲部的特殊音響，有一個很淒美的氣氛。「有點類似協奏曲的慢板樂章。」呂紹嘉認為：「這種不同於歐陸音樂的語彙及管絃樂色彩非常強烈，只要注意聽都會被感染到。」簡短的曲子，為下一首吃重的協奏之前，帶來一點哀怨、安靜的開始。

西貝流士《第一號交響曲》奠定了他交響樂的語言，也同樣流露出對祖國的熱愛。作品的特點在於使用民俗的素材及自己從東歐音階所發展出來的和聲語彙。他並未直接借用任何一個民族的旋律，然而，卻能夠讓人感受到濃烈的民族風，並且充滿著現代感。「我覺得西貝流士的音樂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那就是『蒼勁』。」呂紹嘉認為，雖然這部作品受柴科夫斯基的影響，但那種北風刮過的蕭條情景，卻是柴科夫斯基所沒有的。「他是僅僅用一個單簧管的獨奏開始帶入交響曲，吹一個很哀怨的旋律，突然絃樂一進來就有剛勁的力道。」有傷感、有浪漫、有熱情，最後在一個凱旋的激情中結束，也為音樂會畫下起精采的尾聲。

世紀末的文化邊陲之音

「兩位作曲家的年代相近，都是在世紀末交接，處於一個文化邊陲的地方。他們有類似的背景，也都傲然獨立於德奧主流之外，並且與之並列。」雖然使用不一樣的語言，但卻有相通的色彩。呂紹嘉的精心安排，「絕對讓觀眾的聽覺得到豐富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