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訶夫從未更多或更細地掌握客觀現實或人生真相，他也及早地脫離了抽象性思維對於現象界之芸芸眾生所框架出來的道德教誨，他花了更多的力氣去控制自己對道德或宗教問題的執迷，於是，他才能看見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貴的學問家墮落於「議論過於豐富」的底細。
十多年前我曾經針對「譫妄與執迷」這個題目寫過一篇關於契訶夫小說的文字，大體而言，是在整理契訶夫如何與托爾斯泰分道揚鑣的過程，尤其是關於創作本質的認知。直到今天為止，我沒有更多的發現，只能把先前的意見再表述一遍。
從創作的原初點 超越了「譴責」態度
托爾斯泰在評論契訶夫的〈可愛的女人〉的時候，曾經引用《舊約．民數記》裡摩押國王巴勒禮聘先知巴蘭詛咒那些進犯邊境的以色列人，巴蘭受到酬勞的誘惑，應允了這個任務，但是在登上祭壇之後，巴蘭並沒有詛咒以色列人，反而祝福了他們，巴勒責問他的行為，他只能說：「耶和華讓我傳達的話，我能不謹慎傳達嗎？」巴勒只得換個地方請巴蘭繼續詛咒，然而結果還是一樣，如是者三。巴蘭當然沒有得到他的禮物，而巴勒王也不得遂行所願消滅以色列人。
托爾斯泰用這個故事作了反向的譬喻；他認為契訶夫原本想要「譴責」〈可愛的女人〉裡的女主人翁歐蓮卡，不意卻以小說「讚美」了她。就像托爾斯泰自己學騎自行車的一次經驗，在「足夠容納一整隊士兵在裡頭操演的大廳裡」，明明想要避開一位看書的小姐，卻不可控制地還是撞上了她。這樣鮮活的譬喻，對於難以自拔地同情起筆下想要諷刺的角色的作家來說，可能是精妙的寫照，但是用之以狀述契訶夫，卻不一定恰切。
在我心目中的契訶夫，反倒是從創作的原初點上，就超越了「譴責」這個態度。契訶夫式的寫實主義和托爾斯泰式的寫實主義有一個基本的分野：契訶夫從未更多或更細地掌握客觀現實或人生真相，他也及早地脫離了抽象性思維對於現象界之芸芸眾生所框架出來的道德教誨，他花了更多的力氣去控制自己對道德或宗教問題的執迷，於是，他才能看見卑微小人物之所以卑微的原因，以及高貴的學問家墮落於「議論過於豐富」的底細。
深度就在表面 譴責空論的自己
在十多年前的那篇文字裡——基於篇幅有限的緣故——我沒有提到〈黑衣僧〉，這一直是個小小的遺憾。〈黑衣僧〉裡的柯甫倫痛苦地瘋了。在仍然保有健康和理智的時候，他勉強還能夠面對他的瘋狂──一個穿著黑色僧袍、白髮黑眉的老者；他知道這黑衣僧「是」他的幻覺，也欣然地與這「幻覺」（死亡、智慧、神、魔鬼、哲學……的象徵）共處。到了狂病的末期，他只能在筆記本上寫些作品的小綱要，那些綱要「帶領他進入對空虛世界的臆測」。我們會問：那是些什麼樣的臆測呢？答案從未出現，我們只知道這些筆記與主人翁柯甫倫的「克里米亞之行」有關；相應於作者契訶夫的經歷，我們很容易想像：小說中的克里米亞應該就是庫頁島的影射。一八九一年，契訶夫完成了他的庫頁島之旅，頓悟到一廂情願的同情與一視同仁的博愛只是空虛的高調和妄想，而且，契訶夫沉痛地告訴我們：「在俄國，事實過於貧乏而議論過於豐富」。
讓我們在這個啟蒙點上回到小說。柯甫倫即將走完他逐漸瘋狂的人生，他既不能成為思想家，也沒能好好地維持住一段平凡幸福的婚姻，就在這一刻，他驟然間聽到了有人拉小提琴，以及兩個女人在唱一首他很熟悉、卻淡忘已久的歌。歌的內容是述說一位年輕姑娘得了愛幻想的狂疾，晚上在花園裡聽見神秘的聲音，還能從中聽出凡人不可能理解的神聖與和諧……黑衣僧此時再度浮現，指責柯甫倫浪擲生命，沒有追求永恆的真理，辜負了上帝所賜予的天才，諸如此類。
這是什麼意思呢？契訶夫只揭露了一點點，就像黑衣僧從未解答「永恆的真理是什麼」。像契訶夫這樣的小說家如果有任何譴責之意的話，只是針對那個試圖放聲議論、徒托空言的自己而發出。他所寓言的真相是：深度就在表面。感動不能玄思以致，一如所有打動過我們的歌兒那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