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碧娜．鮑許和三一八學運可以產生什麼關係？

德國碧娜．鮑許烏帕塔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 Pina Bausch）對台灣的劇場界與舞蹈界影響甚巨，從八○年代的地下影帶傳閱，到九○年代的碧娜．鮑許舞團旋風，到二○○九年碧娜．鮑許的辭世，甚至到二○一一年德國名導溫德斯（Wim Wenders）的3D記錄片《碧娜》PINA，碧娜．鮑許一直是台灣藝文界最耳熟能詳的國際級舞蹈創作者。而在今年甫發生的三一八學運中，既沒有任何引述碧娜．鮑許舞作或話語的標語口號，也沒有任何有關舞蹈劇場的指涉或表演，三一八學運與碧娜．鮑許顯然擦身而過，無有交集。

從碧娜．鮑許重新出發的思考

但由黃建宏在關渡美術館策展的「運動之後：穆勒咖啡之夜」，卻讓三一八學運遇見了碧娜．鮑許，彷彿要從碧娜．鮑許重新出發，思考三一八學運的創作潛能與後續的美學／政治力量。整個展覽以碧娜．鮑許的《穆勒咖啡館》影帶開場，帶入當代台灣、韓國、日本、越南、泰國的創作者。影像播放的部分包括阿比查邦（Apichatpong）的《塵埃》、鄭恩瑛的《占領時節》、玉仁集團的《首爾墮落》、八幡亞樹的《鹹麵包》、黃彥穎的《身體與靈魂》、鄧兆旻《桃花源記》、蒲帥成的《不能忘記的容顏》等。同時也包括越南移工陳氏桃的繪畫、陳維興的錄像與繪畫、《唱四方》影像記錄等。而與展覽同時進行的，則是由北藝大學生組成的「後運動工作團隊」，帶領展覽現場的論壇、演講、座談、表演與工作坊，更以「三一八告白」為號召，企圖將美術館的展覽空間，流動轉化為未來運動的排演與操練場地。

「亞洲」作為「運動之後」展覽主軸的企圖非常明顯，不論是從參展者的背景與創作關懷，或是從策展人所強調的「一個人的亞洲」概念（不以預設的主題去串連，而從「混沌態」的經驗出發，重新審視個體經驗與體制結構間的強度變化），既要承續美學／政治所形構的「亞洲網絡」，又要突圍此「亞洲網絡」中無所不在的國族認同、歷史記憶、美學命題與集體政治意識形態的圈限。而就在這個時候，既不在亞洲、也不是亞洲人、更與三一八學運毫無瓜葛的碧娜．鮑許出現了，她一九七八年的創作《穆勒咖啡館》Café Müller成了整個展覽的開幕片，而展覽會場的核心空間，也被布置成與《穆勒咖啡館》一樣的場景：隨意擺放著眾多椅子，有如從影片的影像空間，延伸到美術館的實體空間。

在交會處創造摺曲點

但為何是《穆勒咖啡館》？就第一個層次而言，當然是策展人所欲突顯的身體物質性與情感性，如何可以不被集體政治運動所遮掩或壓抑，而能成為政治運動中的「微型—政治」。策展人黃建宏引用了德國劇作家海納．穆勒（Heiner Müller）對碧娜．鮑許舞作之評論「就像蚊子在耳朵旁邊的嗡嗡聲」。此語乃典出愛爾蘭劇作家貝克特（Samuel Beckett），用以指稱歷史並未消失不見，只是淪為「惱人之聲，有如夏日的蚊子」。而海納．穆勒的評論，並非純粹負面否定之意，而是給出一種身體官能上纏繞不去的真實強度，無有語言明確的指稱與標示，無有抽象化的超越與去物質性。就如同導演溫德斯憶及一九八五年首度觀看《穆勒咖啡館》時的淚流滿面，鮑許給出的乃是一種「非再現」（non-representational）的「情動強度」（affect），無法由故事、由情節、由敘事、由角色—舞者等舞蹈或劇場的「再現機制」來界定解說，只有不斷變化的「情動強度」，錯亂著舞台、錯亂著動作、錯亂著觀賞。雖然有人說，《穆勒咖啡館》是鮑許的自傳體身體書寫，追憶在父母所開設咖啡館的似水年華。雖然也有人說，《穆勒咖啡館》是戰爭的身體記憶，在轟炸、恐懼、絕望中的成長創傷。但更多的時候，《穆勒咖啡館》一如英國畫家培根（Francis Bacon）的畫作所給出的「感覺的邏輯」（the logic of sensation），沒有確定的故事，沒有確定的訊息，沒有確定的詮釋，有的只是滿滿一舞台爆裂四竄的情動強度，撞牆、撞椅、扭曲、盲目的無名無狀，給出「身體運動」最大亂度的無助掙扎。

而也只有在這個時候，我們才可以感知「運動之後」所浮現的歷史契機與政治潛能。「運動之後」貌似雜亂無章法的組合（既要突顯亞洲，又以鮑許開場並作為展覽副標，又要嵌入三一八學運），或許正是要迫出“movement”的雙重性，同時作為「身體運動」與「社會運動」的雙重性，以及為何唯有透過「身體運動」的物質性與情動強度，才得以逃逸於「社會運動」所易於僵化的集體性與目的性。三一八學運是否自此煙消雲散？三一八學運是否能轉化為「遍地開花」的創造能量，持續生成流變？其關鍵或許正在於「身體運動」是否能源源不斷摺曲「社會運動」，此亦即為何碧娜．鮑許可以「輕觸」三一八學運，一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譯者的職責〉中所用的切線與圓周之比喻。碧娜．鮑許教會我們一種輕盈與逃逸的可能，不陷落在圓周的既定範疇中「圓」地打轉，而能輕切圓周，在交會處創造摺曲點，奇異而不可預期。

就像在關渡美術館的展覽現場，當《穆勒咖啡館》投影在中間螢幕牆時，旁邊兩側白牆上畫滿著三一八學運的塗鴉，一再重複使用的視覺符碼（香蕉、鹿茸、中共五星標誌、耳聾重聽的總統馬英九與行政院長江宜樺），又一再重複出現，而一再重複強化的身體歧視與同性戀恐懼（裸體男人的乳房、裸體男人的芭比化），又一再重複醜化。也唯有在此時此刻中間螢幕上的碧娜．鮑許，顯得如此遙遠又如此親近，如此毫無相干又如此舉足輕重。

碧娜．鮑許彷彿正在用她的「身體運動」告訴我們，沒有創造想像力的「社會運動」，永遠只能「圓」地打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