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使戲劇及其受眾普遍以語言作為分流，但跨族裔的「囉惹」式合作總是以理想形態出現在許多演製的構想當中；這種跨族合作模式容易一不小心就在舞台上被奇觀化。「藝術無疆界」的口號一再被提及，然而並非只單純的以友族的「在場」，或是以「美學無須語言」，就能輕易迴避語言差異而帶來的文化複雜性及其美學政治性。或許在面對語言政治在馬國劇場中的挑戰時，應該要直視差異、面對差異、理解差異……
「囉惹」（Rojak）原為馬來西亞一道配合蝦醬使用的蔬果沙拉，在多種素材及氣味混合之下形成的一種地道小菜。因其「多元混搭」的形態，常被視為多重文化疊合形態具象表徵的代名詞。多年來在馬國的教科書及對外宣導的旅遊廣告等都不外乎強調自己「多元文化和睦共處」，因此「囉惹」一詞不僅象徵著多族和諧，亦有語言混雜使用的意味。然而在這種意識形態的包裝下，不僅僅是簡化了背後蘊含的文化複雜性，更大大影響了地方文化的形構及身分認同的塑造。
文化政策以降的國家文化進程
雖然馬國有著豐富多姿的文化底蘊，但文化展演活動的推廣與發展卻在這片土地上相對弱勢。縱使今天許多惡劣環境的肇因都普遍被歸咎為國族政治操弄的結果，但多年來文化事業的相對貧瘠藏於政策的暗影底下也是不無道理的。
戰後的馬來亞從建國至今，將近六十年來的政治局勢一直處於動盪不安之中，以至於國家的發展重心著眼於經濟體的建立及商務的外交與疏通，政府及人民長期普遍「重商輕文」，人文藝術的發展相對而言如同在夾縫中求生存，藝文活動（如展演、出版等）在尋求補助上更是難上加難。
早在一九五七年馬來亞聯邦成立以前，英殖民政府就已制定了保障馬來人權益的條款。這種權益失衡在爾後的一九七一年八月十六日開始加深鞏固，當時首相敦．拉薩（Tun Razak）在「全國文化大會」的演說中強調多元種族的馬來西亞必須制訂一項「國家文化政策」，以配合實施中的「新經濟政策」與「國家教育政策」。政策要旨中包括國家文化必須以本地土著文化及伊斯蘭教作為文化核心；而其他種族文化中有恰當的成分則可被統整成為國家文化的一部分。到了一九九○年代，時任首相敦．馬哈迪（Tun Dr. Mahathir）雖然以「國家發展政策」取代了馬來人與土著在職務與就業上的優先權，但當年文化政策的幽靈，到今天依然攀附在已然僵化的國家官僚系統與權力結構當中。
語言、地方性與場域
倘若真要劃分馬國戲劇藝術族群，應以語言作為分野，而非膚色或族裔。馬國公民基本上在四大語言源流（華語、馬來語、英語、淡米爾語）的教育體系環境下成長，而個別語言使用者在馬國內的劇場界所占比例亦大為不同。一般主流劇場內的演出節目多以前三種語言構成，甚難望見淡米爾語表演的身影。而擁有表演藝術相關科系的大專院校屈指可數，無論是以何種語言作為教學媒介，都有其面對的困境。然而弔詭的是，知識生產與流動在不同語言源流的劇場生態中都大為迥異。不同語言在各自的文教運作上有著相異的知識體系，故在對戲劇作品題材面向的關注也各有千秋。
國內各個地區亦有不同的劇場氛圍。在檳城、吉隆坡兩地有著相對完善的場館、技術資源及人數較為可觀的觀眾群，也因此在表演藝術的發展上較為蓬勃。但近年來，南馬（如馬六甲、柔佛）、東馬（沙巴）等地亦有當地的劇團開始耕耘在地演出製作及演出空間營運，發展潛力不容忽視。
透過展演空間的地域性分布來看，就可從中看出地方性的人口密集度、教育、經濟向度和市場消費潛力的幾點端倪。國內的演出場館除了供大型展演的國家劇院「文化宮」（Istana Budaya）及雙子星內的國油演奏廳（Dewan Filharmonik Petronas），有著充足技術資源的各大劇場如吉隆坡表演藝術中心（Kuala Lumpur Performing Arts Centre）、白沙羅表演藝術中心（Damansara Performing Arts Centre）、檳城表演藝術中心（Performing Arts Centre of Penang）等，多年來亦成為國內製作團隊的主要演出舞台。
近年來隨著藝文風起的抬頭，中小型劇場與複合型的替代空間也遞增不少。這種獨立性較高的空間創生，以接待製作預算不高的小型演出團隊為主，實驗性與自主性較高的創作也容易在諸如此類的場域中發生。此外，大專院校的校內劇場或演藝廳也成就了為數不少的演出製作。
多形態的節慶：表演藝術節
大型的國際性藝術節因應著城市形態與觀光效應，各自以自己的行銷策略在城中發酵。藉由藝術節來組織及集力，總是文化帶動與振興地方經濟的要略之一。最具規模的要數檳城喬治市藝術節（Penang Georgetown Festival）、吉隆坡Kakiseni國際藝術節，或是東馬的砂勞越的「雨林世界音樂節」（Rainforest World Music Festival）、沙巴國際民俗藝術節（Sabah International Folklore Festival）等，每年都吸引眾多國內外觀眾共襄盛舉。
各個在地性的新興藝術節也加入社區活化的行列當中。如行之有年的邦咯海島節（Pangkor Island Festival）、吉打稻地節（WARISAN PADI Kedah Festival）等，更為強調在地屬性並關注與社區居民的互動、共生關係。各大劇場也都推出自家的表演藝術節，包括邀請國內外節目或是藝術家進駐，反應不俗。此外，一些獨立藝術組織自立籌措的藝術節雖面向小眾，卻不失為一股清新的中堅力量。
但細心觀察其中會發現大多藝術節的籌辦，製作團隊與潛在觀眾似乎都指向某個特定或單一族群。雖然許多單位早已對語言及文化翻譯問題作出反思，但至今仍未出現一個真正照顧全民的藝術節——而短期內似乎也難以實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