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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芯宜(中坐者)與海筆子成員一同吃飯。(陳藝堂 攝 海筆子TENT 16-18 提供)
專題

十二年光陰,只為解決人生的疑惑

陳芯宜與紀錄片《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

拍攝過劇情片《我叫阿銘啦》、無垢舞蹈劇場紀錄片《行者》的電影導演陳芯宜,近期推出了新作《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這次的紀錄主角是以演出帳篷劇為主的海筆子劇團。拍攝了十多年,陳芯宜從拍攝者,變成跟團隊一起搭台拆台、吃大鍋野炊的成員,當初為解除內在疑問而拿起攝影機的她,認為電影只是中點並非完結,如同革命或抗爭永無止境,只能不斷探問哪裡可以改進,為何難以前進。

拍攝過劇情片《我叫阿銘啦》、無垢舞蹈劇場紀錄片《行者》的電影導演陳芯宜,近期推出了新作《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這次的紀錄主角是以演出帳篷劇為主的海筆子劇團。拍攝了十多年,陳芯宜從拍攝者,變成跟團隊一起搭台拆台、吃大鍋野炊的成員,當初為解除內在疑問而拿起攝影機的她,認為電影只是中點並非完結,如同革命或抗爭永無止境,只能不斷探問哪裡可以改進,為何難以前進。

自二○○四起至二○一六年,導演陳芯宜將鏡頭對準櫻井大造、帳篷劇及海筆子劇團。起初只為解除心中對藝術與人生的疑擾,逐漸和成員熟識後,更多時間,她放下攝影機,轉而協助舞台美術、影像等事務,將導演位置往後挪。這段期間,她雖然也製作了以無垢舞蹈劇場為對象的《行者》,但始終沒有離開帳篷,十多年來累積上千小時的影像素材,終在今年推出以帳篷劇為主題的紀錄片《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

為何是我而非別人受訪?能否鬆動訪與被訪者的關係?訪談時陳芯宜不斷提起類似的反思,她害怕紀錄片某種蓋棺論定的主觀書寫——不願觀眾只看這片就對帳篷蓋棺論定,「我不想定義說紀錄片一定是怎樣,通常我拍紀錄片,面對不同團體或人有不同做法,介入或記錄,終歸是拍攝倫理的問題。」陳芯宜說,「有時因補助或資源限制必須拿刀快切、導演至上地切下什麼就說這是『什麼』,這是不得不的做法,但不是我的方法——《大帳篷》並非如此。」

為了消解個人對生命的質疑,攝影機只是陳芯宜找答案的工具之一,紀錄片的上映,更大意義也是給海筆子及成員的踏階,讓大家能登高回看過往,哪裡遺失、哪裡不足,看看曾走過的路。她將經濟及時間成本的硬需求擱置一旁,即使如今影片已公播數次,她仍費時修改,太多素材還在電腦尚未彙整,還在想這些素材之於觀眾意義何在,「當然可以用其他方式剪接、變得更作者掛帥一些,身為創作者難免有慾望;但這次我盡量把自己擱在後面,因為無論我或海筆子都必須踩著這部片往前。」

陳芯宜接著說:「無垢或林麗珍老師就像一座山,我可以Highlight山裡有哪些風景,可以去指認我看到哪些細節,無論我怎麼說,山始終在那,藝術成就始終在那;海筆子則是一直變動的狀態,這部片要談的範圍更複雜也更廣泛。」一部影片從拍攝、後製到上映,參加影展、公開播放然後下片,究竟價值何在?「這也是我們之所以規劃全台十幾場巡迴播放和主題式座談,完全不是影片慣用的發行思考模式,先去影展或上院線之類的。即使滿座觸及的也不過千人,但這就是帳篷給我的,這部片必須以帳篷的方式推出,實踐『不要被規則與習慣綁住/去創造一個可以對話的場域』這件事。」

在漫長時間軸上尋找變與不變

大學時玩樂團的陳芯宜,曾幫戲劇社做配樂,透過劇場友人介紹參加了吳文翠舉辦的一系列工作坊,被當時工作坊裡秦Kanoko「既醜又充滿力量」的舞踏表演所打動;一九九九年,陳芯宜首次觀賞的帳篷劇是櫻井大造和野戰之月來台演出《出核害記》,當時尚未整治的二重疏洪道滿地泥濘,天氣、環境皆差,「戲的最後把帳篷帆布掀開,從帳篷內看出去是真實的城市街景,瞬間虛實交換難以分辨,是一輩子難忘的震撼畫面。」之後,她推出以遊民為題的首部劇情片《我叫阿銘啦》,得了獎卻陷入壓力深淵,「當時是台灣電影谷底時期,我陷入嚴重的自我質疑,得了憂鬱症。○四年某天醒來發現手上多了菸疤,但前一晚發生什麼我完全失憶,當下覺得這樣不行,開始想:什麼是我有感覺的?」她想起跳舞踏的秦Kanoko,決心從她開始記錄、也因此踏進了帳篷,將鏡頭轉向聚焦櫻井大造與帳篷劇,希望能將自己從內在質疑的困境拉出來。

拍攝記錄,時間久了,拍攝與被攝者關係也會轉變,鏡頭從舞台到後頭再到劇場之外,更像是溫暖陪伴而非冷眼旁觀,「我沒辦法拍攝幾個月就蓋棺論定,我得不斷相處,在漫長的時間軸上檢驗、尋找變與不變的東西。」她一邊拍攝一邊參與帳篷成員的聚會,直到○七年北京演出,她發現其實就影像來說畫面已經完成,「比如不斷重複搭拆帳篷的過程其實大同小異,大家整天生活在一起已經拍下足夠的影像素材,但我內在困境還沒結束。」北京演出場地朝陽文化館一帶是打工族從邊陲居所到都心工地的中繼站,演出時許多民工在篷外旁觀,口耳相傳告知旁人裡面在演什麼,「我發現帳篷劇也包含了帳篷外的人,那帳篷到底給誰看、又要怎麼表現?我開始思索這些基本問題,也逐漸從拍攝者位移到成員角度。」

○九年幾位帳篷劇成員另組「流民寨」獨立製作《無路可退》演出,當時製作的核心為六名演員,陳芯宜強烈感受六人撐起帳篷的力量,也更常將攝影機擱置、實際下去幫忙,「這也是後來片子主要聚焦這六人的原因。影像作品終須觀眾可以依循的座標,讓無論看過或沒看過帳篷劇的人都能有所依據;而許雅紅與朱正明兩位成員的私生活跟帳篷都有極大呼應,也藉著他們的現身,去講帳篷如何改變一個人。」

隔年,陳芯宜決心實驗沒有攝影機的自己能做什麼,「那幾年抗爭運動此起彼落,到了現場發現攝影機比人還多,我的影像跟別人有什麼不同?當影像氾濫之後我拿攝影機要做什麼?」她給自己一道難題,「想拿攝影機的時候,不要拿。」始終喜歡動手美工的她在帳篷開始發揮所長,甚至時常因舞台美術進度而放棄記錄拍攝,「當我是美術,腦子想的都是美術進度,根本沒想要拿攝影機;隔幾天拿起攝影機要拍時,腦袋轉換後會明確意識到前幾天少拍了什麼素材,沒辦法,錯過就錯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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