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人大哥大》（Dead Man’s Cell Phone）是美國劇作家莎拉．茹兒（Sarah Ruhl）於2008年獲得海倫海斯奬（Helen Hayes Award）「優秀新劇本」獎 （Outstanding New Play）的作品，過去雖有在台灣的演出記錄，但多是在學院製作中呈現（且採用不同翻譯劇名）。而莎拉．茹兒在台灣更為人知曉的劇本，是2004年發表的《窗明几淨》（The Clean House），另一改編自希臘經典神話《奧菲斯與尤麗狄絲》的《遺忘的旋律》（Eurydice）也曾在2010年時由台灣的劇團製作演出。
本次由界址創作演出的《死人大哥大》版本，是由劉崴瑒翻譯、重田誠治導演。劉崴瑒表示，《死人大哥大》是他開始翻譯劇本後的第一部作品，約在2021年左右完成，直到今（2026）年才有機會正式演出。他也提到，自己在選擇劇本翻譯時，「會在乎這個劇本有沒有可能在台灣演出，所以很多議題性太強的劇本會先被挑掉，因為較難被台灣觀眾理解其語境與背景。」他特別在意劇本的劇場轉譯，希望能找到相對應的連結，因此《死人大哥大》的故事場景雖發生於20多年前，但仍可透過「手機」這件事情嘗試跨越世代與文化間的移植。
文化的在地移植，無痕跡的消弭距離
《死人大哥大》將原劇名裡的「Cell Phone」翻譯成很「復古」的「大哥大」，而非「手機」，一部分回應了劇本完成的年代，對應到台灣當時對手機的暱稱，另一部分則是導演重田誠治對這個劇本的「感受」——他說：「這個劇本在台灣演過幾次，翻譯的劇名對我來說都偏『文藝』，但看完劇本後，我完全跟『文藝』這件事勾不起來，因為我覺得這個劇本有點黑色喜劇，也有點類戲劇，好像有很『local』的感覺。在某次與朋友聊天過程中，萌生出『大哥大』這個有年代感的想法。」
這種很在地（local）的感覺，也成為創作團隊進行劇本轉譯的切入點。
重田誠治說：「第一個直覺是台南，那種『舊的東西與新的東西一起存在』的感覺。」就像劇本裡的場景「咖啡廳」，他所想像的就是那種在老宅裡，或是類似泡沫紅茶店的地方，而非市中心的時髦、現代咖啡廳。也就是說，他想找尋台灣類似的地點，去對應並建立《死人大哥大》中的場景。
「我沒有要大改劇本內容，或是做完全的在地移植，想在台灣找到相似的元素。」重田誠治提及，劇本裡提到天主堂／宗教，但他想做的是，讓這個宗教符號更有在地特徵，所以他參考了台南鹽水的天主堂，其建築是傳統廟宇的建築風格，但內部的長椅、祭壇則是教堂的擺設，而這些反差與融合確實反映出文化跨越後的真實樣貌。
相較於界址創作前一部翻譯作品《內在的聲音》，較少文化轉譯；《死人大哥大》則嘗試在未有大幅度調整下，找到與台灣間的連結。但導演明確表示，並沒有打算把場景直接拉到台灣，將嘗試製造一種「好像在台灣、卻又沒有明確指涉」的狀態，「就像提到某些路名，好像會在台灣某個地方出現，但不會很明確，而是帶有某種模糊性。」
重田誠治說：「我想『消弭（原著劇本與台灣之間的）距離』。」藉此做到無痕跡的文化轉譯。
時空背景的維持，背後議題的延續與跨越
《死人大哥大》其中一個主題是涉及「器官移植仲介」，對劉崴瑒而言，在翻譯當下並沒有太多概念，特別是對「仲介」這個部分；不過，今年6月的一則新聞——移植名醫陳堯俐因仲介國人赴中國接受器官移植雖在2024年的一審、2026年的二審輕判，但衛福部依《人體器官移植條例》第16條廢止陳堯俐醫師證書，使其永久喪失執業資格，成為台灣首起醫師因涉及器官仲介而遭撤照的案例（註），似乎與劇本找到某種連結。
「一般觀眾或許能理解器官移植，但對仲介的產業鏈無法深入了解，所以《死人大哥大》用了比較輕巧的方式來處理。」劉崴瑒說。
《死人大哥大》另一個關鍵則是「手機」。由於劇情發生年代尚未有智慧型手機，而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又會延伸出更多討論，於是創作團隊決定將演出背景仍維持在劇本預設的年代。不過，他們在意的也非純粹實務操作問題，劉崴瑒認為這個劇本背後要探討的是「交流」，雖不可否認智慧型手機的出現確實改變了交流方式，但「交流的焦慮」本身並未消失。
「我們用這些便利的方式來交流，但我們的交流有變得更親密嗎？還是更疏遠了？當我們透過這個東西去認識電話另一邊的人，或是從別人的口中認識這個人，那我就完成對他的認識了嗎？」劉崴瑒認為：「這些不是當面交流所造成的焦慮，我覺得在2006年那時正在開始，但到2026年並沒完全消失，只是技術改變了。」
因此在劇本裡，每個角色面對手機有截然不同的態度，有人相對老派，需要白紙黑字留下東西，有人是被動地讓科技與時代推著前進，有人則非常信任手機。這不只建立了每個人物的設定，更反映出他們對於交流的不同選擇。這些選擇跨越了時空，延續了《死人大哥大》在文化移植後的當下意義。
註：可參考孔德廉、王芊淩：〈台灣首例移植醫師遭撤照，陳堯俐案揭開跨境器官仲介生意〉，《報導者》網站，2026/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