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利於中西並蓄、多元跨界的音樂養成背景，新生代的國樂指揮既能掌握西方管絃樂的精準節奏與細膩的聲部層次，又能發揮華人民族樂器的獨特音色與自在彈性的流動，使得中西音樂美學達到水乳交融的調合。國樂青年世代正聯手證明，中國系譜中的各種傳統樂器與古典曲式，皆擁有自我美學價值，而且可以對全球音樂文化做出啟發與貢獻。
管絃樂是西方古典音樂美學的集大成，大型器樂合奏體現調性音樂發展到極致境界的狀態。這種高等文化隨著西風東漸與船堅砲利，傳到衰落的中國，或基於民族自尊，或出自向西方取經，中國人開始實驗大型國樂合奏團體。一九三五年中央廣播電台國樂團成立於南京，成為中國第一個正式的民族樂團，除了吹拉彈打等演奏員外，也濫觴出一種獨特的音樂專才——國樂指揮。
前輩心血結晶 造福後輩
而國樂指揮這門職業，從早期的彭修文篳路藍縷，到中壯輩的關迺忠、閻惠昌等，無不戮力投入解決許多國樂團疑難雜症。早年的國樂指揮經常要面對許多困境與質疑，比如以西方古典音樂的標準來衡量，許多國樂器音準大有問題，音色活跳亂蹦不羈且獨樹一幟，不論從和聲學或對位法來說，幾乎是無藥可救；此外國樂團缺乏西方管絃樂團龐大恢宏的低音襯底，使得演奏效果趨於單薄枯瘦，無法營造出豐富的層次與動態。
最糟糕的是，中樂發展史研究至今，所有證據顯示：華人音樂就算曾有大型絲竹吹打編制，但不曾像西方發展出高度藝術性的和聲與對位系統。從這個視角來看，國樂團無疑是西方管絃樂團的「東施效顰」，即使再努力，也無法創造更有價值的音樂美學。它是西方料理的中式翻版，充其量讓外國顧客品嚐一點東方主義的滋味與樂趣，但無法贏得他們由衷的敬意。
然而彭修文等國樂指揮家並沒有灰心，他們伴隨國樂團走過崎嶇發展的八十載，包括改良樂器，調整樂團編制，大量委託創作，舉辦比賽與研習營，甚至自己投入編曲、譜曲，逐漸為國樂團摸索出一條康莊大道。結果他們造福了後輩，如今新一代指揮融會前輩心血結晶，開始繳出不俗的成績單。這紙成績單足以讓西方同儕刮目相看，因為它呈現一套兼容並蓄的指揮藝術，也驗證國樂確實可為人類音樂文化增豔添色。
沒有一種藝術品 可自稱最具審美價值
新一代指揮究竟繳出怎樣的成績單？去年揭曉的第三屆「國際中樂指揮大賽」首獎得主廖元鈺、二獎得主曾維庸就是很好的例證，他們的指揮既能掌握西方管絃樂的精準節奏與細膩的聲部層次，又能發揮華人民族樂器的獨特音色與自在彈性的流動，使得中西音樂美學達到水乳交融的調合。
這種成果得利於他們中西並蓄、多元跨界的音樂養成背景。以廖元鈺來說，他從小學習鋼琴、小提琴、笛子與二胡等樂器，並以笛子主修考入臺南藝術大學，求學期間也學習作曲，研究戲曲和古琴，現於臺北藝術大學攻讀指揮碩士。曾維庸則從小學習二胡，以二胡主修考入臺南藝術大學，在學期間多次前往美國參與指揮大師班和音樂節，在國樂之外，對德弗乍克、柴科夫斯基、拉赫瑪尼諾夫等西方管絃樂也非常熱愛。如同廖元鈺，曾維庸目前也在攻讀指揮碩士，而且兩人均為臺南藝術大學中國音樂學系的畢業生。
對這些新生代指揮來說，不論中西或其他民族音樂，彼此之間已經沒有好、壞、進步、守舊等分別了，從後現代逐漸成為文化支配力的廿世紀開始，它們都是一種創作材料，民族樂器也褪除傳統的外衣，自在地悠遊於當代性與實驗性的領域。隨著後殖民的意識抬頭及「東方主義」的檢討反省，西方古典音樂再也無法掌握至高無上的話語權。歐美之外的文化工作者並無意貶抑西方音樂的成就，但面對歐洲中心論者及他們豢養派在世界各地的代言人所發出的荒謬論調，也只能報以訕笑。
此外，當代西方美學也早已修正論調，因為不管就審美經驗、審美對象與審美價值而言，西方古典音樂賴以自恃的和聲、對位等，都無法論證它們優於印度複雜的微音體系、中國音樂的意境況味或是爵士樂的自由即興。審美經驗取決於欣賞者的生命養成背景，當中糅合殊異的個人情感、知識與慾望，沒有一種藝術品可自稱最具審美價值，即使要誇言藝術性，還要仔細定義藝術性的內涵為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