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對「共製」（co-production）這個字的用法，有兩種含意，一是指金錢上的投資，這通常會以一位知名的藝術家為核心來進行，另一種是指兩個不同的藝術團隊，共同創作一個作品。前者類似電影，參與共製的單位可以藉此打響品牌，後者則往往有著文化交流或外交的意涵，背後所涉及的資源更廣，經常有政府機構與非營利組織的參與。
根據德國基森大學（Giessen University）應用劇場藝術學系（ngewandte Theaterwissenschaft）的波亞娜．昆斯特（Bojana Kunst）教授的觀察，當代歐洲劇場界盛行的國際共製，有很大的程度，是依賴一九八九年冷戰結束與隨後的歐盟成立，在跨國政治的統一框架下，所進行的文化交流。這背後所催生的條件，包括邊界的開放，讓不同國家的人員與貨運可以自由通行，歐元的統一，更讓資金流通與轉匯更加便利。更不用說，在歐盟促進內部會員國的政治正確下，各種補助機制與藝術節如雨後春筍般出現，更增進了國際共製的市場需求。
如果我們在觀察國際共製時，沒有留意到背後所需要的物質與政治條件，很容易把共製想成是一種創作方式的替代方案，就像從導演主導到集體創作一般，只是工作方式的改變而已。但其實，即使共製指的是不同團隊或機構之間的合作，背後也是困難重重。這待我慢慢詳述。但我們還是回到什麼是「國際共製」。
以單一藝術家為核心的共製投資
目前對「共製」（co-production）這個字的用法，有兩種含意，一是指金錢上的投資，這通常會以一位知名的藝術家為核心來進行。這種情形有點類似電影一樣，導演與劇組可以全部是台灣人，但參與共製的投資單位，則是來自日本、美國等不同國家。這種金錢投資的共製，需要一個非常強的製作人或是單位，具有深厚的人脈關係。以我自己的經驗來說，二○一四年臺北藝術節的一個國際共製亮點，就是南非導演威廉．肯特里奇（William Kentridge）的《烏布王》Ubu and the Truth Commission，製作單位是法國的藝術經紀公司Quaternaire。我曾遇過其主事者，彼此相談甚歡，對方知道我對國際共製有興趣，所以一年後機會來了，他們主導的《烏布王》在找共製單位，當時愛丁堡藝術節已有興趣要參加，所以當對方寫信來問是台北有否想加入時，我當然緊緊抓住這個共製機會。除了我早就仰慕這位南非導演與其作品外，我知道共製是會被列上節目單的，而參與共製的單位往往是有限的。這意味著，到時候臺北藝術節會與愛丁堡藝術節等並列在一起，增加了臺北藝術節的曝光度——或者說，專業藝術圈的人會留意到這個名字（一般人不會去注意節目單下方有哪些機構，但專業圈會，而這就夠了）。
為何共製單位會有限？一方面是巡演安排是有檔期限制的，所以只要排到一定的量，足夠回收成本與一定利潤，就會打住。因為當湊足資金後，之後再邀的巡演單位便不會列入共製名單，這也是保障第一批投資者的誘因，因為只要有巡演，節目單裡的共製露出是必須，於是彰顯了這一批先行者的藝術眼光。因此，製作人在挑選共製單位時，是精挑細選的，有點像會員制一樣。重點是沒有人想浪費時間，如果受邀參與的共製單位口袋不夠深，或主事者頻頻變動，無法下決策，自然這些製作人就不會來問你，找你一起參加這個私人牌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