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該如何去想像一個後語言、後文明的世界？我們該如何拆解那建構我們存在的根據？最終，我們只能在AI機器人身上看見人類所是的，無法看見那人類所不是的。劇中無論是令人同感的，抑或是陷入自我矛盾的，似乎也再次證明捨棄語言的實驗沒有成功的可能。語言就是我們賴以維生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就是語言。沒蓋成的巴別塔，依然牢牢地站在那邊。
楊景翔演劇團《阿飛夕亞》
2019/12/8 台北 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
我們究竟該如何在虛構架空場景中處理真正的切身歷史？這是看著《阿飛夕亞》兩位AI機器人相依相守一世情的同時，我的心中浮現的疑問。我想，編劇林孟寰或許也有著相似的困惑，至少這是我在以下台詞中感受到的：
亞伯：你有聽過一個說法嗎？每一種語言背後都代表了一整個世界，所以人類看起來像活在同一個地球上，但其實是千百個重疊在一起的世界喔。
小黑：嗯嗯，所以人類才那麼愛戰爭和吵架吧。
亞伯：那如果人類不需要語言了，他們的世界會變成同一個嗎？
小黑：還是世界就會消失？畢竟世界也是語言創造出來的嘛。
如何以語言提出後語言的存在想像？
切身或架空，真實或虛構，人類究竟以什麼來建構自身存在？我們又如何能在質疑、挑戰既有建構的同時，不損於我們的存在？這個「我們」，可以小至個人，延展至種族與文化。正如劇名「阿飛夕亞」這四個字，譯自英文Aphasia，意指失語症。而此處的失語，不只是個人認知失調之病理現象，更成為文明乃至人類生存之維繫。故事設立在人類文明崩裂後，AI機器人在後文明時代取代了人類主宰世界，僅存的人類則退回前文明狀態，成為被機器人復育的遺留物種。劇作在此拋出了一個大哉問：沒有語言該如何傳承智慧與文明？畢竟，像是劇中微妙且無所不在的聖經隱喻，語言既可作為神的存在本身，也決定了人類的命運；藉巴別塔象徵展現了人類意志，也預言了人類之毀滅。弔詭的是，對一齣仰賴語言文本的劇作來說，又該怎麼在劇場裡描述失語的世界，提出另一種後語言的存在想像？於是，對於語言，連帶意識、記憶、文明的鬆動，終究只能停留在最枝微末節的表面，如刻意設計的聲調節奏、陌生腔調的運用，抑或是不時穿插於字句之間的無意義語助詞（「咩」）。
無論是失語狀態或文明崩裂，或許以人類有限的智識，終究無法去想像自身未曾經歷之事。正因此，末世之後的機器人世界，理所當然成為末世之前人類生存景況的預／寓言（就和所有古老的神話一樣）。我們依然可一眼辨認出那些已消失、待消失的文明遺址，像是時而由人扮演、時而是真實物件的雕像，像是存在感強烈的聖經影射（除巴別塔隱喻外，角色以人類第一對兄弟Abel與Cain為名），像是影像畫面暗示的瀕危物種，像是迫在眉睫的氣候危機，像是滅絕進行式的台語，也像是劇末進場探測「遺跡」的外來「人類」其口中說的陌生馬來西亞福建話（為台灣也存在但日漸少見的台語泉州腔）。
人類機械化的隱喻與機器人的真實情感
當然，其中最具說服力的，不啻為兩個AI機器人與科學家人類阿凱之間的感情。人類（柯德峰飾）與機器人小黑（楊棟清飾）的主從關係，隨著文明崩解而翻轉，然不變的是某種相互依賴之共存。機器人掌權後，一方面復育人類，訓練其行為（在此同時，後語言時期的訓練制約，依然符合著獸／人、原始／文明的想像，後文明也等同於前文明）；另一方面，機器人卻也面臨了自己將至的生存終點。根據故事設定，機器人有其年限與版本更替（正如今日我們所熟悉的科技產品）。小黑是舊款的機器人，零件逐漸停產，功能也慢慢失常。與新款機器人同伴亞伯（汪禹丞飾）之間若有似無的曖昧情感（後語言時代的機器人，還在摸索、感受這種「情感」究竟為何），驅使後者不斷將前者關機開機以更新元件，推遲退化失能的速度。而作為觀者的我們，正隨著小黑的開關機，得以一窺其意識之縫隙，或說是記憶與奇想滲透之境。
有趣的是，人類科學家似乎在生存時便已失去了人際溝通的人性溫度，全藉由機器表述其內心想法，與外在世界（即自己創造的AI機器人小黑）溝通。我們在此深刻感受到人類機械化之隱喻，反倒是看似不知愛為何物，冰冷且規格化的AI機器人，擁有了率直不加掩飾的真實情感。儘管他們尚不知這樣的情感為何，台下觀眾卻再也熟悉不過。至於前者透過科技媒介來溝通表述，才是我們在真實世界尚不知是何物，只能慢慢感受摸索的。以此鏡射當代人類生存境況，再次將後語言、後文明的世界，重新指向跨越特定線性時空的普世人性。
出現了過多自我矛盾的時刻
然而，《阿飛夕亞》似乎並不甘於讓未來預／寓言單純成為當代世界之隱喻。我想，這也是我不斷浮現「該如何／要不要在虛構架空場景中處理真正的切身歷史」此問題之原因。究竟我們在談的，是我們普世人性、感情（跨物種與同性）、權力關係之宰制、文明之存滅、記憶之消亡、語言的開創與挾制，還是線性時空後文明、後語言的哲學問題？簡單來說，我們在談的究竟是未知的未來，還是只是要影射現在？是要建造，還是要拆毀？更有甚者，究竟是世界末日，還是單純只是人類的盡頭（愈來愈多學說，指出人類的滅絕，反而會是地球求生之道）。諸如此類的問題懸而未決，導致劇中出現了過多自我矛盾的時刻。舉例來說，由旁觀者（周浚鵬飾）所敲打的缽碗，一方面既肩負起時空轉換象徵，代表小黑關機時所越過的時間，在這齣以跳接時間軸來探討意識、記憶與文明建構的劇作中，自是一重要母題訊息；但在許多時刻，在旁觀者退場後，卻又見角色拿起缽碗一陣亂敲，混淆了意欲建立的神秘意義。又或如既由真人演出，偶爾又替換為實物的雕像，既像另名見證者，像人類文明遺跡無聲的存在，又當起人類科學家的發聲器（宛若人類身機器形的第二自我）。多重解讀雖讓作品充滿不斷變動的豐富指涉，虛與實卻未能真正產生對話，反讓訊息顯得龐雜而失重。
於是回到原點，我們該如何去想像一個後語言、後文明的世界？我們該如何拆解那建構我們存在的根據？最終，我們只能在AI機器人身上看見人類所是的，無法看見那人類所不是的。劇中無論是令人同感的，抑或是陷入自我矛盾的，似乎也再次證明捨棄語言的實驗沒有成功的可能。語言就是我們賴以維生的世界，我們的世界就是語言。沒蓋成的巴別塔，依然牢牢地站在那邊。
文字｜白斐嵐 美國伊利諾大學香檳分校戲劇理論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