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編舞家蘇文琪20歲左右時，西方與亞洲這兩組詞彙的確是清楚的對比。彼時她從台灣到比利時習舞工作，在多種族、多語言的城市，受到強調個體自主性的文化影響，不斷調整本來在和諧中協商的慣性。在他人眼裡，她似乎特別擅長慢動作，就像氣功、太極，或者身體質地被視為接近地面，自成中心，即便那些人還不知道台灣在哪裡。身體的亞洲性是在文化差異的情境下由他者界定。
「我與不同的創作者合作時，喜歡討論的過程，有很多思考碰撞，我稱為是『拉開尺度的過程』。」自認在某些時候也會顯露殖民思想，這是指對於文化進行分類並產生優劣比較的感受，但也是當它浮現時，更讓她理解背後潛在的複雜性，身體並非能完全由自己掌握，還有一種她稱為「歷史的共業」在運作。在她的作品中，文化間的協商經常顯現於創作過程中，但人與人之間的相處，較少成為舞台上的作品焦點。像自《從無止境回首》（2018）合作的印尼舞者Danang Pamungkas具有深厚的宮廷舞根基，但她並沒有選擇挪用宮廷舞語彙，作為討論亞洲傳統或當代表演的符碼，因為這只是他擁有的許多舞蹈內涵之一，他是獨立個體也是多文化融合體，除非舞者在排練中覺得某些動作適用，彼此才會進一步討論，判斷的依據通常是——是否能夠對當下的創作產生更多層次的探索。
可是向內看，她認為「亞洲」這個詞彙在政治層面上一直都很清楚，甚至在近期的文化結盟，還是需要「亞洲」作為地緣上認同的依據。蘇文琪進一步說：「從在台灣開始舞者工作的時候，就已意識到台灣藝術家從某種程度來說，也身兼外交任務。有時經濟政策需要發展什麼，文化政策也會隨著更新，比如科技、東南亞，這些都是台灣向外爭取政治與經濟空間的方向。在我後來工作的場域中，很少人會特別強調自己的國家與身分。最終我們感興趣的是，一起工作的人是誰。」她在創作中跳脫中心化的操作，與具有獨特觀點的創作者合作，探索出一個美學空間。
最近她與新加坡、韓國、印尼等地的劇場工作者合寫了一本《(Asian) Dramaturgs’ Network: Sensing, Complexity, Tracing and Doing》，把亞洲括弧起來，討論亞洲的戲劇╱舞蹈構作。作者群用很多直覺性的字眼，如感應、描繪等，以多人合寫的多樣視角，回應西方建構的主流詞彙“Dramaturge”，勾勒其詞彙在文化移植與實際操作下的多樣性。對她來說，當身為一位「台灣、女性、編舞家、新媒體藝術家」，就已經很難主體化自己，在全球的政治現實，台灣也仍極力爭取國家定位，蘇文琪說：「也許現階段我們可以以去中心的方式討論，這是一個正視複雜性的方法。」
蘇文琪
編舞者、新媒體表演藝術家、YILAB一當代舞團的創立者。作品以結合新媒體與表演藝術的概念與形式，嘗試從新媒體的思維裡，重新思索表演藝術的可能性，延伸當代藝術在面對數位科技的衝擊所帶來的提問與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