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月球上的織流》舞蹈影像之後
編按:《月球上的織流》為TAI身體劇場2020年年度製作,於2022年以舞蹈影像的形式分享給大眾。編舞家瓦旦.督喜透過「織布」這個在部落傳統中由女性專責的工作,探討男女分工界線消弭的當代社會中,傳統文化是否牴觸或順應新世代而有更多的可能性。亦思考織布和月球兩者中所蘊含的神話性,是如何與現實社會所重視的理性所抗衡,並由舞者透過身體呈現。
小劇場工作者、澳門《劇場.閱讀》副主編
編按:《月球上的織流》為TAI身體劇場2020年年度製作,於2022年以舞蹈影像的形式分享給大眾。編舞家瓦旦.督喜透過「織布」這個在部落傳統中由女性專責的工作,探討男女分工界線消弭的當代社會中,傳統文化是否牴觸或順應新世代而有更多的可能性。亦思考織布和月球兩者中所蘊含的神話性,是如何與現實社會所重視的理性所抗衡,並由舞者透過身體呈現。
如果要回顧「策展」一詞在台灣劇場出現以前,劇場作為行動的軌跡,無疑可以說是從兩種「小劇場論」的矛盾當中,重新認識與辯證的過程。其一是蔚為台灣現代劇場史中心論述╱認識,鍾明德的《臺灣小劇場運動史》;邊陲的另一端,則是王墨林的《都市劇場與身體》。在前者秉著各式資本的優勢,以及知識貧乏的客觀條件,一路對後者加諸壓抑的力量之下,「小劇場」其實也就是在種種壓抑與制約當中,不斷創造自身的「現實的超越力」以作為劇場的可能性,策展之前的行動(主義)亦然。
編按:《十殿》以城市中的住商混合大樓為背景,揉合「台灣五大奇案」元素,交織為兩部〈奈何橋〉與〈輪迴道〉呈現,故事跨距30年,互有關聯又可獨自成篇,浮沉起落,流轉在其中生活的人們的愛恨嗔癡。
劇場如何與「公共」產生連結?本文透過「近代劇場的7道歷史切片」,從行動劇場、閒置空間、文創園區、身體解放、藝術工程、部落尋根、文化治理等關鍵字,提供大家思索劇場公共性的可能方向。
如果鍾喬的劇場作品往往具有想像革命的意涵,《范天寒》則是在後革命氛圍,一方面調度差事慣常戲劇元素(歷史事件與人物、反抗意涵、大合唱等),一方面衡量創作者自身、演員群與主事團體、戲劇主題之間距離,進行更向演員開放的排練方法,以含納先於排除的創作意識回應差事及舞台上涉及的這些歷史、這些表演的人,從而再結構。
文化多元的馬來西亞,主要的藝術活動集中在兩地首都吉隆坡與檳城,想一探大馬的表演藝術風貌,適必得造訪這兩大城市。且讓我們帶領讀者,紙上走訪這兩地的重要場館與特色表演空間。
文化多元的馬來西亞,主要的藝術活動集中在兩地首都吉隆坡與檳城,想一探大馬的表演藝術風貌,適必得造訪這兩大城市。且讓我們帶領讀者,紙上走訪這兩地的重要場館與特色表演空間。
差事劇團新作《解密。潘朵拉》集結了韓國空間劇場、日本大提琴家坂本弘道、九天民俗技藝團的八家將展演,透過科幻敘事與神話人物的結合,探討現代社會的發展主義危機。聯合編導鍾喬透過跨地理、跨世代共通的神話,不同背景的觀眾得以進入,與作品的主題相遇。這也是不讓在地性閉鎖於狹義本土的方法,而是將主題放置於世界之中思考。
相對於歐陸對裸體演出的坦然,相對保守的台灣,對這類呈現依然不免有相當程度的禁忌心態,於是舞台上的裸體不只是展示一則純然的肢體語言、身體美學課題,也有其社會、政治的面向,甚而觀看本身也處於變化之中。不管是在行為藝術表演或舞蹈戲劇演出中,創作者以各種不同的美學與身體思考出發,是一則則創作者、表演者乃至觀眾如何逾越各種不可能性、社會禁忌、生命追問的故事。
TAI身體劇場的新作《織布│男人X女人》,從原住民的織布傳統,汲取舞步整經、捲線、踏腳織布的動作分解成數字,數字編碼記憶,召喚織者身體的圖像。編舞家瓦旦.督喜搬出家中久未使用的織布機,織布機、經線、織者的身體,在舞台上轉九十度,站成一道立面,舞者只有黑與白,任何曾經的鮮豔,都被收入了主題是傳統與當下的記憶。
近年來,不少藝術家離開台北,或洄游返鄉,或移地駐紮,在「新故鄉」、「公民社會」的社會趨勢中,也顯現與都會劇場團隊不同的創作與工作模式。他們不自限用創作來表達,也自許打造藝術基地,透過工作坊、講座、演出、策劃藝術節等方式,與在地脈絡連結,分享也交流,創造「地方」,尋找「集體」,這些創造與尋找,也可能反過來影響創作上的美學表現,有意無意間,亦重新測量劇場在當前社會中的位置與可能性。
現地製作、環境劇場、參與式劇場,走出正規的劇場空間,在山野、巷弄、公寓、老屋,劇場有了新的樣貌,觀眾也有了新的體驗。這一年來,多樣的環境演出頻繁,如因應兩廳院整修的「2016國際劇場藝術節」、台南藝術節的「城市舞台」等,都不乏類似作品,但如差事劇團《返鄉的進擊台西村的故事》、銅門部落的「Snbaux」藝術發表、山東野表演坊的《福品旅店》等,以在地演出與在地的土文連結,自有其不可分離的意義,空間作為文本,抑或更積極地勾引觀眾的參與性及主觀經驗,亦成了新的可能。
大劇院時代帶來的變化絕對會有,而且是正向的。我之前去臺中國家歌劇院一趟,發現很多民眾走進去,這是一個好的現象,一般民眾跟場館有接觸,才不會產生無名的陌生感、排斥感。民眾進到場館是第一步,在場館買票是第二步,從第一步到第二步是困難的,怎麼透過很多形式的活動,慢慢製造這些網絡。 多了新場館以後,過去團體到中南部,面對的等級可能不是國家級場館,現在是。團體怎麼升級是很重要的事,絕對不是座位數從幾百人增加到幾千人增加的問題,而是規模、質量的調整,不然只有國外節目可以進來,本地團體進不去。這是必須努力的過程。 怎麼讓觀眾掏錢出來買票是非常困難的,從這幾年台灣的景氣度來看,大家的藝文消費更保守,明年就會面臨更嚴重的情形。消費景氣是全球問題沒錯,但現在整個亞洲市場,大陸市場慢慢取代台灣,過去好的演出在台灣,因為大陸沒有開放,現在大陸改革開放,好的演出幾乎都移過去,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表演藝術與世界對話這一塊,要努力的還是很多。比如音樂劇,國內本土音樂劇與國外音樂劇落差很大,無論是製作質感、音樂編寫、演員表現、劇場設計等等。舉一個例子,國際知名音樂劇在韓國、日本、中國都改編成當地語言,像韓國,很多藝人、歌手參與演出,這樣的跨界至少讓流行音樂聽眾也去看音樂劇,這也是另一種好的形式。我們也看見大陸,包括《戰馬》、《媽媽咪呀》、《獅子王》都做成中文版,表示業者持續看好這個市場。 自己創作是一條路,可是以國內市場規模,要做到國際規格很辛苦。業者沒政府補助、沒企業贊助,一味要我們支持本土創作是很難的。在台灣做,很辛苦的地方是市場太小了,以台灣元素為主,能打入大陸市場的真的不多,加上語言造成的文化隔閡,更不容易外銷。 談到劇院與創作者、觀眾的理想關係,應該要再加入演出商、經紀公司,五個角色找到平衡,環境才會活絡。但台灣的劇院會顧慮自製、自主,相對比較排斥演出商與經紀公司。可是兩者其實並不違背,因為國際上很多大的節目要透過經紀公司引進,像維也納愛樂、柏林愛樂,都是透過經紀公司跟各地劇院洽談合作。好的演出沒辦法靠自己到處巡演,也應專心在創作,必須要經紀制度支持,讓它運作得更好。如果沒有好的場地,很多好的國際節目也進不來。不管如何,多了臺中國家歌劇院與高雄衛武營還是好事,國際節目有巡演的可能就比較會考慮過來。</p
大劇院時代的里程碑意義是,兩廳院原本是唯一的國家級場館,多功能經營,現在因為增加場館後的相互關係,理應是場館各自發展獨特性的契機。不過,文化部資源配置或是場館之間的互動關係,會影響獨特性的發展狀況。這就如同一個家庭中不同孩子在適性發展時,家長的觀念或家庭間的支援體系,會影響每一個孩子去尋找自身性格與適性發展的可能性。指標意義則是專業性提升。國家級場館內部的營運管理模式,專業度與人力培養都需要呼應場館需求,大劇院時代來得太快,軟體是不是準備好了? 從藝術團隊的角度,是有更多選擇。比較擔心的是,資源分配上是不是要注意更多細節?有更多場館是好事,但這和有沒有更好的創作環境,是兩件事。藝術家永遠可生出更好的作品,問題是跟藝術家一起工作的每個人的處境,我們要思考在這環境中的勞動者能夠獲得的工作費、呼應在製作資源面有沒有獲得整體的提升,而且必須是劇院有意識地去思考、帶領。雖然劇院有自籌比的營運壓力,可是至少劇院的自製節目,如果沒有辦法增加製作資源,比如說,是不是能增加排練空間、提供更好的硬體、有沒有試裝台的餘裕? 就國際交流的層面來說,無論音樂、戲劇、舞蹈,(規模上的)中小型團體的確創造了多元性與可能性,但是我們會發現整個生態沒有辦法幫助這一群發展中的藝術家。目前在國際間有能見度的以舞蹈居多,因為非語言。可是非語言性的節目會打壓語言性的可能,那戲劇節目要怎麼讓人理解?未必只是想像華文市場。我們需要以藝術家發展的成熟度,而不是以規模的邏輯來思考,才能建立完整的生態。創作的成熟度很難被評鑑,可是這是挑戰藝術行政體系思考很關鍵的事。 情深意重,是場館、創作者與觀眾的理想關係。劇院與創作者就是要談戀愛。在這樣的關係裡才會發自內心地去思考彼此成長的意義,而不是金錢的關係。這裡頭還加了專業性,情就有更複雜的層次。 劇院的營運上,有沒有方法讓為看某一類節目而來的人,開始好奇其他類別的節目?這是目前沒有被思考的。劇場永遠需要新觀眾,可是很少想辦法讓舊觀眾去看另一個類別。如果真的情深意重,你(觀眾)應該會愛上我(劇院)其他的節目。所以,創造情深意重的方法是個關鍵。 最後,要給卡在門前、正在猶豫要不要專職踏進來的年輕劇場創作者的建議是:這時代有比較多的誘惑與可能性,可是創作的核心不是要去呼應誘惑與可能性,而是要知
這一波大劇院興建,除了衛武營之外,台中並沒有新的音樂廳,這毋寧是一項缺憾,因為眼前對於台北與台中而言,對於符合國際聲學標準的音樂廳的需求,畢竟是強力而迫切的。 大型劇院是跟著都市誕生的,人口密集度自然是很重要的指標之一,但是我們的政策很少從現實條件,以及表演藝術內容、觀眾的發展與需求,來進行論述與推估,多半是將蓋劇院視為國家文化建設的一環,然後才來解決內容與營運問題。也就是說,在花了將近廿年解決了讓北中南各有一個大型劇院、完成基礎大架構之後,台灣表演藝術發展的下一步呢?面對未來可能會新生的挑戰與評估呢?經營走向與平衡點在哪裡?這些都是才剛剛開始冒出來的重要問題,而且會愈來愈多。 大劇院時代來臨,演出人員工作機會的增加將遠低於藝術行政與技術人員。大劇院解決的是大團巡演與檔期的問題,但是台灣本土團隊究竟又有幾個大團,又有幾個有藝術與財務能力從北到南巡演?又有幾個團能夠做到跨縣市的連結與動員?節目量在迅速增加,但每增加一個演出場地就要多幾萬個觀眾,然而我們很少從需求量倒回來評估。兩廳院發展卅年才到現在的光景,當時與現在的人口、經濟結構完全不同,劇場的文化使命也不同,光是從以往的文化建設轉到現行的文化經濟就已經不容易了,劇院如何與地方的文化及經濟脈動掛在一起,這又是難上加難的挑戰。劇院資金不足,不容易自己做節目,買節目容易,做節目難,但是沒有自製節目就不會有藝術工作者在地就業,更不會因之而帶起觀眾質與量的發酵,結果不要是造成國際性團隊行走與銷售北中南的便利性,對於在這不均衡的競爭態勢中,造成本土團隊因先天題材、資金、人才、技術、市場等不易克服的因素而遭到擠壓倒閉。 無論是從參與或是欣賞兩個面向來看,表演藝術必須從根本入手,融入中小學校課程,這不單是為了找到觀眾,而是因為表演藝術的欣賞能力需要透過教育來培養,且必須更進一步讓民眾認同並參與表演藝術,用它作為社會各種觀點與感受溝通表達的平台。 至於台灣的表演藝術如何與世界對話,要回答這問題,可能必須先釐清對話的目標。台灣的藝術家從中美斷交後就肩負著國際外交的責任,對於經歷過中美斷交的世代,藝術結合外交是必然的使命,但是九○年代文化商品全球化,我們的政策並沒有轉型跟上,現今我們的全球化只是著眼於去別的國家演出,而不是開發具有全球或跨國市場的文化商品。
表演藝術遇到大劇院時代,首當其衝的是經營團隊準備好接團隊的招了嗎?現當代的表演藝術,界線愈來愈模糊,不僅跨領域,使用各種過往禁忌的材料,如火、水等特效,或是涉及裸露或暴力尺度,或近年常使用的更改觀演位置的案例愈來愈多。這意味著空間維運者不僅要做個好的管理單位,還要跟上團隊的腳步,一起面對挑戰。 大劇院時代,應該可以納涵和孕育更多劇場人才。台中這幾年來因著戲劇專科高中職的設立增班及更多文化展演設施的興建,所以對於戲劇人才是有需求的。但是台中的大專院校又沒有戲劇相關科系。因此人才培訓的責任,就會落到地方劇團的身上;也就是自己的人才自己練,也讓地方劇團的教育成本相對增加。當臺中國家歌劇院設立時,我們是很興奮的,期待這裡是可以練兵帶將,與他團切磋琢磨,學習國際天團的所在,同時也是可以廣納原本在外地念書的戲劇專業人才,期待未來可以共同打拚。但是目前這部分仍在建構工程等待中。 在大數據時代下的大劇院時代,是將表演藝術教育的數位平台建立的好時機。除了將國際和國內的表演藝術資料數位化與公開化,同時讓地方的戲劇發展史被記錄下來。因此劇院內的研究員就像與圖書館或是科博館、國美館的研究員一樣重要。 不過在表演藝術圈有大劇院,就有小劇場。選擇在哪種空間演出不再是能力的問題,而是選擇的問題。廿多年前,劇團與團長/創團人是緊緊綁在一起的,但是這十年來的年輕劇場工作者,已經不再像以前死守一個團,為了製作就可以成軍,反而更自由,像百變金剛一般,所以他們的發展面多元,能量高,具有突擊性和能動性,加上網路世界的活絡串聯,讓他們的作品能見度更高,也新生出一批不同的觀眾群。 不論是大劇院或小劇場,我覺得劇院與創作者、觀眾最美好的關係是,這三者彼此都需要對方。觀眾其實想在劇場裡找到生活中的縮影,而且他們渴望打破目前的觀演關係。對於創作者來說,要思考的不只是表現自己,還得去找到一個新的語言形式和擁抱觀眾。劇院不應該只是一個空間,它應該像一個知識館一樣,讓人願意在這裡長時間逗留,貫通任督,獲得能量。 至於最想給年輕的劇場工作的建議,我覺得閱讀跟思考是一輩子的事,尤其是要有目標的對話,我的經驗是當劇團開始有讀書會後,劇團裡的成員會開始釐清和認同團隊的核心理念,讓劇團變成一個真正的團隊,真的開始去思考問題,這時候才能
邁入卅周年的國家兩廳院,在新場館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當下,如何迎向新的挑戰?如何自我定位?本刊專訪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李惠美,身為草創時期即在兩廳院任職、遍歷多樣工作範疇的她,針對上述提問,表示兩廳院下一個十年要做的,就是「創造昨日與明日的經典。昨日的經典要重現,明日的經典應該在這舞台上呈現。」而她「希望兩廳院是一個友善的環境,只要民眾進來,不論實體空間或心理都沒有障礙。」
放在大趨勢下,就這一點而言,仍然不脫諸多創作者現今對「身體的自然」的探索與重省(相似於「家」主題的常見)。安娜琪選擇的戰場是直接面對科技,創作的投影與記錄的影像反而被賦予相反的功能。而當編舞家以直接面對科技,追尋與建構 Second Body的同時,其實也慢慢地走出人類中心,逐漸步入人類與後人類之間的過渡空間。
窮人的世界時常是極度現實的世界,譬如利己、對社會上發生的各種事情感到麻木、守在固有的社群而不踏出去、自我沉溺、迷信等等,我們以為的人性之惡,在他們身上反而時時顯露。可是記者總有除魅的本領,《窮人》一書作者福爾曼帶我們從受訪者的真實處境,從一個極大的反面看到,所有的人的個性,所有的詞語,都是不可化約的。
今年邁入第三屆的「Pulima藝術節」,有別於前兩屆專注推展台灣節目,今年的新企畫邀來紐西蘭毛利族的當代舞團呈現作品,獨立展示或與本地原民舞團互訪合作,促進原住民劇場跨國製作能量;另也發展「表演藝術新秀徵件」,讓潛伏各處、身懷技藝的創作者,能有機會站上更大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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