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亞洲，對提著琵琶，隨時準備近身肉搏不同音樂系統的音樂家鍾玉鳳而言，是個一時難以回應的命題。她說，「亞洲」有點大，有點空泛。在這個詞彙的交集裡，究竟我們談的是地理位置、亞洲經驗、亞洲文化，還是亞洲認同？
由形而上的概念切入，顯然並非實踐者習慣的思考路徑，但當這些疑問被暫且擱置，回到她與五湖四海不同音樂人對打的實踐經驗中打撈，卻有些共通的主題逐漸浮現，它們彷彿總指涉一種集體的風土喜好與命運牽連。
從經驗出發，她如果發現音樂家手裡沒有和弦，大概就能判斷這位樂人來自亞洲或非洲。她說：「和弦不是他音樂處理（的方式），或是說他的直覺。」只有在和歐洲或美國的音樂家合作時，對方才會問要彈什麼和弦。
而除了音樂風格的光譜遠近外，在過往的合作經驗中，她也發現「被殖民」是她與亞洲、非洲音樂人的共同主題，尤其如果和她一樣是被歸類在傳統音樂類的樂手，彼此總會討論到：「你們如何和西方音樂交手？」在許多國家或學院仍將西方古典音樂奉為主流的情況下，這些音樂人在自己的國家往往是寂寞的，且更弔詭的是，反而去到歐洲，他們才能獲得認可與關注。
在愛恨交織的處境裡，非主流音樂人不斷嘗試突圍，於外部現實環境與主流交鋒，內部同樣需極力爭取空間。她說，受西方（學院）作曲訓練的作曲家，在合法的路徑內作曲，「通常技術會寫得很難，因為他不了解樂器的性能，然後用西方的理解去寫，總之那些東西大部分都讓人手受傷。」
在和其他音樂人交流過程中，有時也會相互提到對此的憤怒。回到己身，她則一直強調對當代主流而言，自己走上這條作曲的路徑是「不合法」的。她很明白其他人會怎麼看，「以作曲的標準來看，我當然是不入流的，我光是一個指法跟一個聲音，就成立這件事情，就是不夠的。」但她仍然有個衝動，就像嘗試改編《百家春》一樣，因為這個音樂底蘊與她有關，她很清楚每個音代表什麼意思。
她說：「我只是想拿回我被剝奪的權力。」
於這些參差對照的亞洲經驗裡，可以感受到一種扭曲的狀態。音樂人既承繼傳統，但又需面對族群內部對音樂的無感與疲乏；向外拓展，雖能獲得目光與理解，但被殖民的生命經驗卻剪不斷理還亂。總是快人快語的她說：「雖然很扭曲，我們都要面對這個才能……就跟脫皮一樣，每個亞洲音樂人都要從這裡脫，脫一層很深的皮。」
另一個更大的陰影，她認為是我們集體焦慮於亞洲音樂、亞洲藝術如何被定位。對此，使用琵琶與音樂衝撞多年的她表示：「焦慮解決不了焦慮，如果回到音樂，我就會很自在，我知道該怎麼做，我知道在裡面該怎麼轉譯。」
鍾玉鳳
琵琶演奏家、作曲家，養成自傳統音樂，關注古典於當代流動的樣貌，創造力是她所在乎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