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不斷重塑亞洲地理與身分認同的力量，與戰爭息息相關。我們可以從3場戰爭大致勾勒「亞洲」這個概念的流變：二戰、冷戰、新冷戰。而在這3場戰爭中，形塑「亞洲」概念的，分別是日本、美國，和美國。
亞洲，邊緣的話語
眾所周知，「亞洲」是一個西方詞語，古希臘語Asia的意思是「東方」，本是指稱希臘以東的鄰近地方，後來隨著「中東」、「遠東」等詞語的發明，才涵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所環繞的大陸與島嶼。從這個詞源來說，「東亞」，East Asia，剛好是「東方的東方」，東方的最邊緣的意思。而事實上，歐洲所代表的西方文明正是以這種地理上的遠近法思想亞洲的，比如黑格爾（G. W. F. Hegel），他把距離歐洲最遠的中國和印度，看成文明發展階段的幼童，敘利亞和埃及、希臘、羅馬分別是少年、青年、成年，日耳曼的基督教文明則象徵著站在高峰上的「絕對精神」。就這樣，以歐洲為中心，空間上的遠近被固定成時間上的遠近，而遠近關係又決定了文明階序上的高低。
其後，像是「為什麼資本主義不是在亞洲出現？」「為什麼亞洲必須靠西化才能現代化？」這些問題，或這種問法，都有意無意沿用了黑格爾排列世界的方式。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歐洲中心論，雖然經常是貶低，有時候也會用來捧高亞洲，比如說亞洲相較於個人更重視群體，感性比理性更發達，更空、更無、更不可說等等。凡此種種，無論是污名化還是浪漫化，都是以「亞洲是歐洲的相反」為前提，為了反襯歐洲的民主、自由、科學而建構出來的，歷史學者宋念申稱之為「亞洲反題」。
既是反題，當然只有地處大國邊緣、長期處於劣勢的周邊國家，才會自命為「亞洲」。此所以，當19世紀爆發中英鴉片戰爭、美國黑船打開日本鎖國之時，中國還是不大有身為亞洲一員的危機意識——他以天下自居——日本卻說什麼也要跟西方爭奪亞洲的話語權。正是在這個時候，福澤諭吉發表了〈脫亞論〉，主張西風東漸，勢不可擋，按照優勝劣敗的法則，東方民族唯有在日本帶領之下「脫亞入歐」一途。相對地，岡倉天心則在《東洋的理想》中提出他的「興亞論」，認為亞細亞民族非但不次等，還發展出偉大的宗教與倫理思想，因此，比起偏好科技和戰爭的歐洲人，更了解維繫世界和平的愛，而整個日本正是一座匯集了亞洲文明的博物館。
必須強調的是，這裡的「脫亞」和「興亞」並不全然是相反的，他們都是19世紀東西方對立的格局底定時，尋求日本的亞洲定位的兩個提案，兩個「亞洲反題」。這也是為什麼，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無論是福澤諭吉還是岡倉天心，都成為大日本帝國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理論資源：對內，「脫亞論」煽動了東南亞、南亞、紐澳，包括中國、台灣和朝鮮在內等弱小民族救亡圖存的危機感，以及對於現代化的渴望；對外，「興亞論」令日本人有股自信，抗衡歐美所代表的世界秩序。
結果，日本戰敗，大東亞共榮圈破滅。「亞洲」的含義變得比戰前更不如，它除了象徵著被殖民者的封閉、保守、未啟蒙之外，現在又是法西斯主義者迷人的一個謊言。
亞洲的反共地理
一般都說，二戰結束，跟著開啟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Cold War）。說不通的是，只有對於瀕臨戰爭邊緣、卻從未正式開打的美國和蘇聯、西歐和東歐，這場戰爭才是「冷」的。相反，對於接連發生國共內戰、韓戰、越戰的亞洲來說，戰爭一直是火熱地在打著。「冷戰」話語的傳播，固然有助於身處亞洲的我們認清，所謂「美國治理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其實是換了型態的另一種戰爭，但是一定程度上，「冷戰」一說也和亞洲的實際經驗有些脫節。
更根本的是空間感和歷史感之間的斷裂。戰後，美國為了維持它的超級強權，很快更新了戰略設定，從反法西斯變成反共，甚至前法西斯主義者都可吸收成為反共夥伴。在亞洲，為了防堵共產主義勢力擴張，美國從北起日本、中接台灣、南至紐西蘭劃成一道軍事防線，即「第一島鏈」（First island chain），並以支持或成立各種合作組織和基金會的方式，試圖以「亞太」（Asia-Pacific）消解掉「亞洲」。突顯太平洋在亞洲區域的重要性，除了讓隔海的美國與亞洲拉近了地緣關係，也讓過去主導亞洲局勢、戰後同為共產陣營的中國和俄國，突然被排擠到亞洲邊緣。亞洲的反共地理於焉形成。
就這樣，亞洲從相對於西方的東方，變成反對共產極權的民主基地。雖然，曾在境內大舉屠殺、隔離原住民，又在海外對全球三分之一以上、超過70個國家進行武力干預的美國，從來就不太民主自由。那又是為什麼，美國「捍衛民主」的形象至今不墜呢？王梅香教授在其博士論文《隱蔽權力：美援文藝體制下的台港文學》中，指出冷戰期間，美國中央情報局如何透過散布在世界各地217個國家的美國新聞處，與當地出版社、圖書館、電影公司等網絡的密切合作，藉由翻譯文學經典、發行電影、外銷童書和玩具、與在地作者共同創作等方式，將美國的國家利益隱蔽在宣揚民主自由的文化事業裡，作者稱之為「政治易容」。我們較為熟悉的例子，是由美新處和張愛玲一起擬定大綱寫就的《赤地之戀》，和美新處為了掩藏直接的意識形態操控，以「預購」代替「贊助」白先勇等人創辦的《現代文學》雜誌。
1980年代尾聲，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到台灣解嚴，從六四天安門的民主化運動到柏林圍牆倒塌，再到90年代初的共產陣營瓦解，美國正式從冷戰勝出。在美蘇無論是科技還是經濟都勢均力敵的情況下，美方可以說是靠著高超的「政治易容術」——也就是文化作戰——贏得戰爭的。
測繪「彈性亞洲」
美國所代表的資本主義，在與20世紀的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漫長的競爭中獲勝，證明它是最接近理想的終極體制。從今以後，再也不會發生足以撼動這個理想體制的重大事件了，因此，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上個世紀末提出了「歷史終結論」。但是很快，歷史又轉動了。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反駁福山道，政治上意識形態的兩極對立容或消散，新的衝突卻將沿著中國、日本、印度、回教、歐洲、拉美、非洲之間的多條「文化斷層線」在多邊展開。
蓋達組織對美國發動恐怖攻擊的911事件，使得美國在兩千年的頭個十年展開反恐戰爭，基督教與伊斯蘭世界之間無可消減的文明衝突，成為這場戰爭的理論依據。第二個十年，美國面對中國崛起，宣布「重返亞洲」，並在2019年的華盛頓安全論壇上公開表示，美國與中國的競爭是「不同文明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爭鬥」。可以說，美國靠著同一套杭廷頓的話語，巧妙地將「反恐」轉移成「反伊斯蘭」，「反共」變成「反中」。
問題是，要如何和許多同樣深受中國文化影響的亞洲國家結盟，號召大家一起「反中」呢？政治學者帕瑪（Inderjeet Parmar）考察為美國贏得文化冷戰的三巨頭——福特、卡內基、洛克斐勒三個慈善基金會——指出他們在後冷戰時代的文化戰略，就是一方面大力贊助印度這類宗教大國發揚傳統文化，以此對比無神論的共產主義者之於宗教傳統的破壞，一方面資助像菲律賓教育劇場協會（Philippine Educational Theater Association）這樣的民間團體，將主力放在社區營造、性別平權、家庭暴力等議題上，以此淡化這些亞洲文化工作者早期反對帝國殖民、資本主義剝削的抗爭色彩。附帶一提，帕瑪等於提醒，當我們大談亞洲傳統文化、跨文化、泛靈論、人類世、原民、酷兒等等，卻忽略西方新帝國主義在背後的文化操作，甚至西方新自由主義才是生態環境的最大殺手時，很可能就中了美國新文化冷戰的意識形態陷阱。
簡單來說，美國「重返亞洲」的文化戰略，就是不再強調美國文化或西方文明的優越感，轉而提倡亞洲弱勢國家在文化上的多元、政治上的正確、宗教上的智慧，來換取民眾同意美國將中國定義為獨裁、保守、反智。重讀杭廷頓，可以發現《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裡，早已寫下這條重返的路徑。他說，亞洲其實有兩個：一個是文化大國的亞洲，例如擁有悠久儒家傳統的中國就是；一個是他所謂「中介文化」的亞洲，這些地方西化得較早，對於現代科技和外來文化運用得較為靈活，比如日本、台灣、新加坡，我稱之為「彈性亞洲」。然後，在談到21世紀將是美中兩強對峙的局面時，杭亭頓直言，美國若是不想輸掉世界霸權的地位，就必須和這些弱勢國家結盟，以人權、民主、軍售為由，斷絕他們和文化大國的親緣關係。
在亞洲反帝國
無論是日本的「亞洲」，或是美國的「亞太」，都是從亞洲的邊緣或外部進行戰略部署的、支配者的語彙。那麼，抵抗的「亞洲」又在哪裡呢？2019年，「黑名單工作室」的王明輝等人，在金曲獎頒獎典禮上拉起「我在亞洲 我反美帝」的布條。問題是如何「反」？
在此僅記下兩則觸動我的提案。文化研究學者陳光興的《去帝國：亞洲作為方法》已經是經典級的思想武裝。書中說到，因為亞洲內部的宗教、文化、地理、族群組成極其複雜，一個統合性的「亞洲」其實並不存在。所以，他提議用「亞際」的概念，突顯各地方的多元和彼此間的異質，使得亞洲不再是相對於西方的一個籠統的「東方」。更重要的是，建立在差異性上的亞際交流，能讓亞洲各地方成為彼此的參照，逐步實現對於西方理論的去依附。比方說，在討論民主問題時，台灣可以參照印度底層的抗爭經驗，他們既不屬於以資產階級為主的市民社會，也不以進入國會為目的，從而挑戰了西方總是以市民為主體、以選舉為訴求的民主想像。
宋念申的《發現東亞》則告訴我們，西方跟著科技文明、資本主義、民族國家、民主法治一起輸入亞洲的現代性，是一種必須以帝國殖民獲取自身利益的「殖民現代性」。反過來說，從鴉片戰爭、太平洋戰爭，到國共內戰、韓戰、越戰，都屬於亞洲參與全球反殖、反帝、反霸鬥爭的一部分。亞洲創造的是有別於西方的「解殖現代性」。亞洲反的不只是美帝，而是一切帝國主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