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藝術雜誌

孫：從早期資源來自於民間，到黃雯這個世代，有非常多公部門資源都投入國際交流，整體環境也愈來愈在乎亞洲交流的面向。黃雯覺得有什麼樣新的動力結構可以再深入思考？

黃：老實說，我的工作跟養成是2000年以後的事情，那時文建會已經改成文化部，非常多政策面、資源面都已經打開了。對於國際交流，跟年輕經理人的培育，機會相對以前是真的多很多。

也有很多基金會覺得青年就是應該多出去走走，但我也反省，在公部門的補助下出去，雖抱著交流要去多看的視野，但還是有蠻明顯的任務性質。約莫在2013、2014年之後，公部門開始有比較多與民間單位、獨立製作人、經理人合作的國際交流計畫，比如國藝會2014年與共7個並與不同的民間單位合作統整的「ARTWAVE—台灣國際藝術網絡平台」、北藝中心與策展人林人中的合作的「亞當計畫—亞洲當代表演網絡集會」，或是表演藝術聯盟召集不同的獨立製作人合作的「亞洲製作人平台」（APP Camp）等。作為一個比較獨立的工作者，開始有更多機會跟不同的平台合作。

我做國藝會ARTWAVE平台計畫的時候，對於亞洲最大的重新認識是去日本的TPAM（日本橫濱表演藝術大會）（編按3）。因為2020年奧運的關係，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Japan Foundation）有「Asia Art Center」計畫，發掘有潛力的年輕製作人與策展人到日本TPAM觀摩並分享不同的講題。我在裡面收穫蠻多，因為一次看到很多東南亞節目與觀點。

現在，TPAM的資金、走向策略有了變化，但過去策畫、引入了很多不是那麼西方框架的東南亞節目與討論，可供借鑒。比如說馬來西亞Five Arts Center，持續好幾年都有Baling這個階段性展演，在講二次戰後建立馬來西亞共識時，共產和民主的對話跟衝突。除了演出作品，每一年他們的座談也會將研究成果跟大家分享。

馬來西亞在二次戰後民族自主、民族獨立成立國家，可是又立刻被幾個有資本的國家掌握經濟的權力的歷史也是台灣所共有的，包括二二八和白色恐怖。台灣其實跟馬共的狀態蠻類似，我們也被教育共產黨是壞的，但到底歷史是這樣，還是當時的歷史狀態沒有讓其他人有發言的權力？從他們的歷史裡面，我看到自己過去的一些盲點。

另一方面，東南亞國家比如泰國、印尼，在傳統表演藝術方面國家蠻多支持，但是當代創作的資源相對缺少。他們沒有公部門資源，還是努力地彼此連結、資源共享，我受到很大的收穫跟鼓勵，更希望未來可以在東南亞領域中交流跟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