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起，國家兩廳院與希臘歐納西斯基金會（Onassis Foundation）攜手展開4位台灣、希臘藝術家駐館交換計畫，自2025年11月希臘-阿爾巴尼亞導演馬利奧．貝努西（Mario Banushi）來台交流並演出《仁慈小酒館》後，2026年1月31日至3月2日則由編舞家劉奕伶赴雅典駐村，本文為劉奕伶第一手駐館觀察心得。
行程滿檔、語言規範，充滿「紀律感」的藝術家社群
歐納西斯基金會（Onassis Foundation）自 1975 年成立以來，憑藉其深厚的船王家族遺產，在希臘的醫療、教育與藝術領域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我所參與的Onassis AiR駐村計畫自2019年開始，比起具體的作品產出，似乎更強調藝術家之間的「共存」與「集體研究」。
在駐村期間，單位安排了極其密集的導覽行程，帶領藝術家走訪核心展演中心STEGI、具備嚴謹紀律感的辦公空間Galaxia，以及由舊塑膠工廠改建的科技藝術重鎮Onassis Ready、私人館藏圖書室與印刷廠等，這些安排旨在確保藝術家能充分理解機構所能提供的資源。對於其他為期3個月的藝術家來說，第1個月的熟悉是為了後續兩個月的專注；但對我而言，駐村總長僅1個月，這意味著當我還在配合導覽、參與每週二、四提供的瑜伽福利課、每人自我介紹10分鐘與頻繁個人會議時，我的個人研究時間已受到高度壓縮。
除了空間導覽，機構也設定了固定的社群機制。例如幾乎每週一次的「集體午餐」（Collective Lunch），其中一週與機構中主要員工進行交流、其中一週要求藝術家輪流下廚，我為此設定製作了約20人份的三杯雞與大家分享。此外，駐村第2週舉辦的「反饋工具工作坊」（Feedback Toolkit Workshop）並在第3週進行實際操作，第4週開始與藝術家們討論3月底的開放呈現Onassis Open Day等，展現了機構對溝通的精準控制。Feedback Toolkit Workshop是一份長達26頁的PDF手冊，嚴格規範了給予與接收反饋時的說話順序、語氣與方式。這種對「語言規則」的極致要求，在來自不同領域與國度的藝術家之中，產生了不一的接受度。
在希臘研究雅典娜，探索規則對身體與意識的規訓
在這次的駐村研究中，我提出了兩個問題並嘗試找出其關聯性：
「舞者就像運動員嗎？」以及「是什麼形塑了雅典娜？」。
作為一名長年接受嚴格訓練的當代舞者，這種長期的職業紀律，經常被世人喻為運動員，其本質上存在重疊之外，是否可以說清什麼差別？而雅典娜作為智慧、策略與戰爭的象徵，她的形象是如何在特定規則下被建立起來的？這是我在雅典試圖透過實地觀察去拆解的脈絡。
啟發1：從宙斯腦中的盔甲女孩發現與自身的連結
透過與基金會員工在午餐時的交流，我獲得了關鍵的啟發。我得知雅典娜在神話中是宙斯的「腦中之子」（Brain Child），直接從宙斯的腦部全副武裝地誕生。
這個神話細節揭示了雅典娜是一個「被男人思想形塑出來」的女性形象——她必須壯碩、身披盔甲、擁有精密策略，才能在男權神話體系中生存。這個發現與我的生命經驗產生了強烈共振。我記憶起媽媽曾轉述爸爸在我出生時說的一句話，戲稱我是「賠錢貨」。雅典娜為了生存而全副武裝，而我似乎也因為這種潛意識裡的標籤，長年透過極度的身體規訓與「隨時備戰」的狀態，試圖在職場與生活中證明自己的價值不比男人差。
啟發2：三七步姿態與實地造訪的重要性
博物館中，幾乎所有的雕像與繪畫人物都呈現出重心偏移的「三七步」姿態（一隻腳支撐，另一隻腳微彎）。在西方社會眼中，這種姿態除了製造出一種放鬆感與自然的S型曲線美被視為具備動態感，象徵隨時可以移動；但在台灣語境下，這種姿勢常被賦予流氓、不禮貌等負面評價，這樣的文化差異令我感興趣。
體會到「實地造訪」的重要性，其實源於我對自己的責難。在駐村期間，我不斷穿梭於各個博物館。我曾因自己時間緊迫、只能做這些看似觀光客的行程而感到焦慮，畢竟許多史料在網路上即可搜得。然而，正因為我強迫自己長時間沉浸在博物館中，讓大腦處於「資訊過載」（Too much information）導致麻木放空的狀態，才得以從這些微小的身體姿勢中，透過眼睛和直覺生出具備獨特觀點的觀察，這是單純檢索網路資料無法產生的真實身體感。
在雅典奧運博物館長達6小時的觀察中，我發現古代藝術家也需要參與奧運競賽。這證明了藝術與身體競技在源頭上是共享競爭本質的。雅典娜那種全副武裝、隨時備戰的姿態，精準地對應了我舞者生涯中「Always Be Ready」的狀態。我們被訓練成隨時準備好接收指令、隨時準備好演出，這種「戰備感」既是專業，也是一種生存法則。
「你該做更多研究」——在異國文化交流中挨了一記悶棍
在研究過程中，我事先搜尋到網路資料顯示戰舞（Pyrrhic Dance）是由雅典娜所創，我也好奇當地的傳統舞蹈中是否仍保有與其相關的脈絡。因此，我透過機構接觸當地專家，試圖學習並訪談相關細節。
然而，當我提出請求時，卻被對方回以一句：You need to do more research。這句話帶來極強的諷刺感。對我而言，找尋專業人士、實地走進博物館、親自訪談，這些行為本身就是我的「研究」。或許對方在語言有限的情況下想表達文化的尊重問題，然而不是初次接觸異國文化的我卻感到一種權力對話上的說教感。在這樣的交流中卻再一次被告知自己Not ready enough，也隱約地扣回此次研究的主題。
從小練舞練出的「換檔」能力，竟在駐村派上用場
回顧這一個月，這是一次極高頻率的「換檔」。駐村單位的行程繁多，要求藝術家配合各類社交與導覽之餘也得兼顧自己的研究。這種疲於奔命的狀態，意外地與我從小接受的舞蹈訓練產生了連結。
在舞蹈教育中，我們被訓練成「什麼都要會」、「什麼都能做」的萬能載體，習慣於應付各種突如其來的要求。我在駐村中那種即便時間壓縮、行程高壓，仍能強迫大腦在「過量資訊」中產生觀察的韌性，並且在臨走之前順利做出約40分鐘的簡報呈現，其實正是多年舞蹈紀律下的產物，在書寫此份結案報告的當下，也重新意識自己對於「規則」的觀點。這場駐村讓我意識到，從神話中的雅典娜到現實中的舞者，規則與紀律始終在背後驅動著我們，而這場「換檔」之旅，正是我拆解這些規則、重新找回身體主動權的開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