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就是世界末日》（Juste la fin du monde）乍看之下，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個簡單的故事：一個離家多年的兒子，在得知自己即將死去之後返家，想把消息告訴家人，卻始終無法真正說出口。但克里斯多福．魯賓（Christopher Rüping）的版本，並不打算把它處理成一則單純關於返家、告白或臨終和解的故事。比起「一個人回家」，這個版本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反而在於：當一個人試圖重新進入家庭時，誰有權說出這個家的故事？又是「誰」來決定我們如何看待彼此？
從貧窮到家庭：一個關於距離的轉身
這部作品的起點，其實來自另一個完全不同的題材。
在蘇黎世工作時，魯賓曾執導《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一個關於20世紀初美國農民因乾旱與機械化失去土地、被迫遷往加州的故事。貧窮、流離、生存，是非常沉重的題材。但也正因如此，整個排練過程始終繞著一個尷尬的問題打轉：當一群身處世界上最富裕城市之一的創作者，要對著同樣富裕的觀眾，講述最貧困者的生命經驗時，這種距離，要怎麼被處理？
做完那部戲之後，他想轉向一個更貼近自己與創作者群體的題目；「家」這個關鍵字因應而生。這個題目之所以吸引他，是因為無論一個人與家人是否親近，甚至即使早已跟原生家庭切斷聯繫，那個「家」仍然會以某種方式留在生命裡，形塑一個人的語言、關係，以及對自己的理解；沒有人能真正置身事外。
問題來了：要做哪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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