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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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暗室中的黑貓
當代台灣樂壇有許多將琵琶、古箏、阮咸、笛/簫等國樂器連同鋼琴、提琴等西洋樂器並置演出的先例,以交響樂團協奏國樂器,或以國樂團協奏西洋樂器的演出,也已不再是新奇之舉,如此混搭編制所產出的作品成功者有之,但也常因律制不同而未能在聲響上成功融合,或因尚未尋得合適的方式溝通彼此所承載的文化意涵,即使克服了技術層面的難處,語境上仍顯得尷尬,2022新點子實驗場:三個人「催化效應融・共感」(簡稱「催化效應」)中委託創作的3首作品為混搭編制的聲響呈現找到了新方向,但也如暗室中的黑貓般形跡難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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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拆解幽微的性與暴力
在2023年6月,由政治界而起,再至教育界、演藝圈、藝文團體相繼爆發的#MeToo事件後,不少案件已進入後續司法程序,性平三法亦順勢而為,終於有所變更修正(註1),文化部和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等單位也著手進行涉及性平事件之創作者的獎補助處置。(註2)當體制介入,民眾關注度可能有開始降溫的趨勢,卻也有無法自證的事件漸漸被人淡忘。 隨著這波#MeToo事件的階段性落幕,卻有兩檔作品分別於秋季的高雄、台北上演,深入剖析並探問更難以言說的性與暴力。 性暴力的多元面向 如果要談純粹的性暴力,輸入關鍵字就可以查到定義。維基百科即清楚引述2002年世界衛生組織(WHO)的《世界暴力與衛生報告》,將性暴力定義為:「(施暴者)以暴力或脅迫等手段,企圖強迫他人跟自身發生任何形式的性關係、性騷擾、性挑逗,以及販運自身予他人等行為,不論當事人之間的關係為何,且可以發生在任何場所,包括但不限於職場或家庭。」然而落實到生活中,再清楚的定義也會因為人際與社會互動的複雜性,而有模糊不清的地帶像是性暴力也包含言語騷擾和開黃腔等非肢體觸碰的行為,而偷拍和散播私密影像會涉及妨害秘密罪與猥褻物品罪;在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一書問世後,權勢性騷擾與性侵之概念也進入社會大眾視野,使人對性暴力中的權力處境有不同的省思。 在2017年《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之後,台灣社會花了6年的時間,翻湧出自己的#MeToo浪潮。當社會愈來愈能重探性與情慾、討論情感與性教育,亦能開始剖析性暴力的複雜程度。 2023年的#MeToo,更體現了這點。尤其是種種對於師生關係、職場從屬、生涯發展等權勢性侵的揭露,更顯示大眾對於個人的情慾與社會階級結構開始能辯證區分。2003年掀起浪潮的原創影集《人選之人造浪者》,便是由此出發去探討職場騷擾與權勢暴力;近年亦有再拒劇團的《感傷之旅》(2019)及兩廳院駐館藝術家(2021-2022年)黃郁晴的《藝術之子》(2023),以劇場形式展演論證藝術創作環境中的權力位階與關係暴力。 此波#MeToo亦有始於正常情感關係的受害者自白,由此也帶來個體性意願的界限討論,「怎樣才是合意性行為」成為一個思考關鍵。然而,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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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我們沒有什麼選擇」
記2021疫情之年的女子獨角戲
「早期的爵士樂領域中,除了少數技藝超群的鋼琴家,能在樂團中擁有『話語權』的,如在大樂團中負責獨奏、1940年代後小型樂團的核心主奏人物,多為管樂手;在女子普遍不興學奏管樂器的時代,樂團中的女性成員多半以歌手的角色出現。這角色雖說是靠嘴吃飯,卻不見得擁有音樂上的話語權,直到擬聲唱法出現,始讓爵士女伶們從金絲雀(the Canaries)晉升為能與樂手們平起平坐的爵士歌手(jazz singers)。」(註1)賴曉俐這段刊於《PAR表演藝術》雜誌2018年8月號的文字,精準描繪了爵士音樂史的性別配置與配器。想著那些擁有高度「聲量」的爵士女伶,她們在舞台上存在,似乎並不代表在舞台上的存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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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 TCO「書信音緣—鄧麗君與莊奴的空中交會」
讓一代巨星歌聲 重揚字裡行間
今年是鄧麗君逝世廿五周年,四分之一個世紀看來長久,但卻不曾被歌迷遺忘,唱起一首首老歌,優雅的詞彙裡,作詞者莊奴的名字總也如影隨形,兩人書信往返,建立起不渝的師生情緣。臺北市立國樂團以「書信音緣」為題舉辦音樂會,在台大教授沈冬的發想下,以詞人與歌手、鄉土、文學幽情、莊奴筆下的世外桃源等六個主題,讓樂迷體會那歌聲飄揚的字裡行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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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企畫 Feature 現象6:台灣近代史頻入戲,歷史省思帶來什麼?
劇場見證、思辨過往 化創作為當下行動
從去年底至今,可以發現許多以台灣近代史為主題的製作,一方面是與場館、相關機構的補助推動有關,一方面也可看到創作者面對貼近自身不遠的過往,探究省思的企圖心,豐厚了台灣近代/當代史被看見的可能。而創作者也透過不同的表演形式再譯歷史,甚至重梳翻案,或透過各地巡演,讓歷史的思辨隨著演出,觸及更多群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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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未辯證的身體 何能回應歷史?
我更想追問的,不單是仍待訓練與養成的演員╱舞者,而是導演幾乎理所當然地接受看似繼承自歐陸舞蹈劇場的種種現代舞身體表現與語彙。在表演之中看不到這個新成立的劇團與其當代演員對於如何展演、該以何種身體形象呈現,提出必要的辯證與思索。如果身體是物質的,它必然也同時是歷史的。站在此刻的台灣,意圖回顧五十年戒嚴經驗或重省至今已然八十年的時空維度,提煉取法之道竟是如此簡便借用的身體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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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
主觀的史,與焦慮的詩
《白噪音》對時間所進行的簡單折疊,形成了一把雙面刃,既可能激起關注,也可能抹去脈絡。與其把問題歸咎於作品,不如把這股折疊背後的動力,詮釋為台灣面對佚失中的歷史、與新進挑戰夾擊,所擠壓出的共同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