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因研究關係往返馬祖多次。初踏上東莒這座島嶼，定位總在海上。從民宿老闆娘手中接過一張紙本地圖，試著從大坪前往大浦。地勢起伏雖大，整個城鎮的節奏卻非常適宜散步，眼前美得彷如上天恩賜的景致，會讓你忘記這裡曾長年籠罩在死亡威脅下；當你嘗試與此地長者聊天，你會發現這不是一次旅遊，所在之地是個終日等待戰爭發生的軍事遺址之島，每個軍事據點都像未癒合的開放性傷口，它被遺忘在國民義務教育裡的地理與歷史課本。
如果「默」不是一種對既有再現體系的頂禮膜拜，如果「默」不是一種在語言體系中發聲與緘默的對立，那「默」可以是什麼，又可以不是什麼？
《公寓》依據李沐恩2017年臺北文學獎舞台劇本組優等獎的同名作品改編，於決審會議上，劇場導演魏瑛娟已提出原作有「劇本單薄」、「角色塑造點到為止難以深入」、「明明是個很悲傷的故事，寫得也不夠狠，力道不夠」等瑕疵。初次看到斜槓青年創作體青年自造《公寓》的文宣，首先想到的幾個關鍵詞便是「異化」與「疏離」雖是在人文領域中早被反覆翻攪無數次的老梗，但標榜「青年發聲Ｘ末日預言Ｘ特定場域」，搭配COVID-19確診人數日益增加的2022，人人皆有難以從家屋中出走的生命經驗，的確應景。
將古老的民族聲響注入新的活水，用交響化的方式擴大音樂的格局，讓這些流傳已久的神話躍然在舞台上，「祭祀．火把．烈酒張宇安 TCO」整場音樂會將國樂合奏的美感、少數民族的神秘風情、情感張力發揮到淋漓盡致，精采絕倫，這無疑是一場令人驚豔的演出。
這一天的音樂會，可以說是集20世紀浪漫派音樂之大成的「浪漫派之夜」，呂紹嘉一口氣指揮演出英國近代浪漫派大師威廉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美國現代浪漫派大師巴伯及俄國浪漫派傳人拉赫瑪尼諾夫的三首浪漫派經典作品，讓台灣浪漫派樂迷大呼過癮。自1805年貝多芬首演《英雄交響曲》之後，浪漫派成為西方樂壇的主流，一百多年來，江山代代有人出，即使在20世紀現代音樂風起雲湧之際，仍然有不少浪漫派大師的作品出現，這一晚的3首作品，便是20世紀浪漫派的代表作。
布袋戲演出向來有自己的戲台，大氣寫著團名，塗著五顏六色鮮豔到刺眼的螢光顏料，架上貨卡隨著劇團到各地巡演，或廟埕，或廣場，有時甚至在巷弄空地間，變形金剛那般就從貨卡的一側開展成舞台，觀眾們或站或坐在台前欣賞，喜歡就多待一會兒，覺得無趣就離開，彼此間沒有牽扯。然而真雲林閣掌中劇團2022年初發表的作品重製版《汪洋中的一條船》既然是售票演出，表演者與觀眾兩造間等於打了契約：我將使出渾身解數，留你看完全場。
由義大利靜默藝術節（Festival del Silenzio）委託創作，蒂摩爾古薪舞集舞蹈總監暨編舞家巴魯．瑪迪霖由表演性手語出發，編創新作《kemeljang．知！所以？》（以下簡稱《kemeljang》）於2021年發表，一如創作者所揭示的：「這個作品在一般觀眾的眼裡是舞蹈，但在聽障人士的眼裡是充滿可以解讀訊息的另一種詮釋。」人們理解世界的方式不盡相同，相異的群體該如何去接觸彼此的世界，各群體間的最大公約數為何？或者，公約數存在嗎？
整體而言，《神不在的小鎮》更像是19世紀寫實主義發展前，約莫盛行在歐洲一般觀眾間的通俗劇（melodrama）。既然如此，對我來說，思考《神不在的小鎮》便從對於角色與故事本身的分析，轉向至為什麼這樣的故事，需要這樣現場與線上的多頻道形式支撐？換句話說，相對以傳統戲劇性作為支持的故事性而言，《神不在的小鎮》在內容上到底發生什麼事，已經退位於形式之後，因為預先被設立的形式本身，可能才是創造這次表演的「內容」。
在形式等於內容的《神不在的小鎮》，製作取代了導演，創造新的劇場關係；當主導劇場性的是製作而不是導演時，《神不在的小鎮》提問的，就根本不再是劇場或科技藝術中反覆纏繞的虛／實問題。對我而言，是頻道與選擇、資源與調度；劇場人念茲在茲的「現場性」，也因此必須重新定義。
這絕對不是一個歌頌群眾運動的作品，它根本直接讓觀眾體驗置身其中的感覺！我不曉得其他人感受到什麼，但對我來說，我彷彿不停地被群眾的盲目、激情與力量所推進，即使刻意退開，但總會有某個時刻，發現自己又被捲入人流命運共同體，在這個現場之中，誰都不能逃離。
《群眾》完整呈現個人在運動中的起承轉合，我分為「自我檢視的心靈」與「實踐的肉身」兩部分來看，每段結尾不僅只是個人運動狀態的停止，更是狀態後自我調適與社會情境的展現。社會運動也是小型社會，充斥各種可能、聲音與結果，《群眾》對這「結果」處理得很好，不說死也沒說白，靠觀眾經驗投射讓過程充滿想像，加上當日的天氣，使後續現實感更重。
人終究無法擺脫肉身存於真實世界的現實，人的存在本身就伴隨框架。而虛擬世界似乎是擺脫肉體的一種方法，提供神不在，或者說去中心化而自由的可能性。只是《神不在的小鎮》並不相信這種可能，因而最後的結局仍是由神支配小鎮。
在昭示「礦工是『被遺忘的』一群」的宣言同時，本劇以超現實手法構造的記憶機制，因為脫除了死難的前因後果、硬接了對「特權階級」或「為愛犧牲」的批判，諷刺地使得真實的礦工與現實的勞動，在馬格利特式（Ren Magritte）的巨石山腳雙雙隕滅、徒留星塵。
人類一邊偵錯檢測的同時，人工智慧的分身也映照了我們所拋出的慾望，想要人工智慧聽話、乖順、一如人類終究渴望平靜安穩的生活，所以依賴機器帶來的穩定恆常。目前我們還處在「都是真人」的世界，未來，機器人取代真實示人的比例愈來愈高，從微整形到整出一個人，真實崩壞的速度遠遠超過於有限的想像。
《暗黑珍妮》為科技時代的真實拓展提出支持的論調，認為虛擬也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但仔細檢視其演出，卻隱隱可見與這樣論調相左的論述，此劇也揭示真實也終究是虛擬真實化的結果。「暗黑珍妮」突破了故事中虛擬真實與社會現實的界線，但是突破界線的嘗試也就說明那道界線存在。
「純粹就是我好奇，我想學」簡凱玉俐落地為返國後十多場獨奏會的選曲做出總結。 即便曾在2005年中國第一屆FOX大管大賽勇奪青年組首獎，也已過了四處征戰參加比賽的年紀，簡凱玉的眼光依然時常落在國際比賽的曲目上「世界的潮流是什麼？大家在吹的比賽曲是什麼？這些自己也都要會！」然而仔細爬梳她的音樂生涯，又不只如此
全劇真正的尾聲不是最後老靜善與老韋后的對話，而是前一場戲中，柔福說出：「為了宋金議和，死了一個真將軍、一個假公主。岳將軍！你的是非曲直不出百年必定會還你清白，而本宮，恐怕千秋萬世都要背負著罪名了。」而後兩人在運命的辯證裡一同離開人世。此處的編寫已顯現出《當時月有淚》的思維所謂真相任人去說，並無真正的真偽，只是被選擇的。
當一開始的巴卡路耐依序聽從叫喚而來，傳統舞的步伐踩踏在投影的沙灘上進行訓練，大量重複的吟唱與低重心如同拓荒的肢體就此展開，布拉瑞揚用這樣的方式，呈現了巴卡路耐在海上抓溪蝦、捕月光螺的光景，而這般樸實的文化傳承隨時間的推演，舞者消耗的體力也逐漸反映在他們的歌聲之中，在每一個人都身心俱疲的前提下，群體中彼此聲音的包容與支援，至此，或許我們看見了「沒有害怕」的根源，自我突破的勇氣與互相聲援的愛。
導演與劇作家雖然正視愛情故事與華語情歌的淺薄和庸俗，高度後設地將庸俗內容加以串起，試圖借助情歌的音符使其流動。但本戲場面調度對大劇場的適應不良，加上劇本中的流行情歌只能存在於特定時代同輩⼈的集體記憶裡，使得創作者試圖在「芭樂」中尋找光影、增添厚度的努力顯得徒勞。
我們並沒有看到魏海敏在每一個人生選擇背後所負載的歷史限制、所獲賜的獨立自主，我們也不能鳥瞰迷宮的全貌，或是找到通往此刻社會的迷宮出口。這樣一座困鎖觀眾的敘事空間，不正是戒嚴體制本身的重製嗎？終場耀眼地刺向觀眾席的熾白色燈光中，並沒有讓我感覺自己成為魏海敏版台灣史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卻是錯愕地想起：這部劇不是要讓魏海敏演活自己嗎？縱使在劇中把誰都活過了，但是，她自己又被演到哪裡去了呢？
魏海敏置身於一個複雜時代中的一段艱難歷史，但王景生卻獨斷地把魏的生命語境壓縮在「人生如戲」的古典「虛化」陷阱，永遠在她角色扮演的記憶中尋找她的生命歷史，而對自己的愛與恨似乎缺少判斷，記憶與現存之間也失去連繫的共同脈絡，並終歸對自己的生命經驗少了多層次的理解，使得她像是對現實始終充滿迷惑之人。於是魏海敏在《千年舞臺》的存在性，就被王景生借她的文化身分，推入後現代「懸浮」邏輯下，任新生命政治擺布之人。
編導以女性立場嘗提出「先要有個人，才有群體的存在」，放諸於本劇中十位男性對我們所顯示的群體性，既在個人性的表現上，不同的現實經驗通過語氣、行為乃至個性，都有各自不同的表現，導演又將這些個別的相異性串接上戰爭鑄就身體錯置，而造成長治與玄吾的精神離析現象，也反映了群體性在當代的歷史形象。這種個人與群體（國家）之間在相互關係上的辯證，仍在當代新自由主義的現代性中游離不定，與《夾縫轍痕》在這個問題上一樣，雖勇於提出，卻無法找到定案。
「重製╱演」與「改編」，基本上會被視為兩個「面對劇場舊作」的概念與做法。 「重製╱演」所面對的「舊作」會被理解為同一作品，並粗分成兩種模式：一是在同一巡演年度內；另一則是跨到不同年份，甚至是數十年之後的重製。但是，無論何者卻都可能有編制規劃、內容調整、場地差異等而有所調整。（註1）強調現場性的劇場創作，就算同一週、不同場次都有差異，更何況是巡演、跨年度重演的調整。至於，「改編」可理解成更大的變動，不與舊作被視為同一作品此處的舊作多半有更長久的流傳歷史，並有經典化的可能；或是並非同一文類、類型的原著，舉凡小說、散文、詩作、史實等。 在劇場展演的歷史中，兩個做法有疊合、或無法完全區隔的必然。可提供一條思路是：近年在男同志市場裡獲得廣大回響、並即將再次重演的《仲夏夜汁夢》（台南人劇團），可以被明確認知是「改編」自莎劇《仲夏夜之夢》（A Midsummer Night's Dream），於是即將重演的是劇名已被更動的《仲夏夜汁夢》，而非莎劇。只是，綜觀其他以莎劇或經典劇作為名的製作，重演的到底是該劇團、創作者的作品，還是經典本身？反過來說，又有誰看過「原汁原味」的原著？ 換個例子，戲曲名著《牡丹亭》同樣經歷數百年，由於有崑劇表演系統為基礎，或許能想像一個趨近明代的樣貌。縱使演員、舞台美學等已有不同，用「重製╱演」仍說不過去，但也製造了幾種名詞來模糊界線，如XX版、重回原著等於是，與原著的距離，無論遠近，既是創作手法，亦是宣傳手段。 由於不可能拿出某種度量衡，去測量每次「重製╱演」、「改編」與「原著」間的距離。所以必須思考的是，不同的戲劇類型於這樣的創作關係裡建構了怎樣的可能？故，本文企圖從去（2023）年底的兩齣「當代歌仔戲製作」《曲判記》（唐美雲歌仔戲團，後簡稱唐團）、《寶蓮燈》（薪傳歌仔戲劇團，後簡稱薪傳），探究創作團隊面對來自不遠過去的當代作品時，如何拿捏改編與重製的微妙平衡，並從中獲取意義。
高度講究儀式感的劇場，面對即將揮別雙月刊發行的《PAR表演藝術》雜誌，似乎也得做些什麼，讓彼此的告別產生意義。那麼，就來聊聊劇場如何處理「消失」這件事吧。 紙本雜誌的消失，之所以對劇場產生衝擊，在於兩者的「實體（physical）」特質無論是實物、物體或身體；也因此，始終在數位虛擬世界的威脅下，想方設法活下去。在一方不得不告終之後，另一方自然也再度出現危機意識，反思自身存在意義。然若從另一角度來看，對於朝生暮死、存於當下的劇場來說，消失本就是一種必然。在劇場發生的一切，本就不可能恆久存在。我們甚至可以說，在這個可以用網路保存一切的時代，只剩下「劇場」能好好處理關於消失的命題。 正因為意識到消失之無可避免，劇場於是以肉身╱實體對抗消亡。在我腦海中那些關於消失的作品中，述說的都不是消失本身，而是與之拉鋸的過程。然而，正是要直視消失的存在，才會讓抵抗產生力量。只不過，「消失」並不真的只是消失；正如劇場所呈現的當下，從來就不是斷裂、無延續的一次性當下。我曾在同樣講究現場性的足球運動書寫中，看過這段描述：「一個『過去』與『現在』交織互動的領域⋯⋯讓我們得以把心中的想望與實際的記憶融合混雜。」（註1）每一次的絕妙好球，都是在記憶中召喚類似的場景，如同人們同樣透過劇場經驗，疊合多重時空。換句話說，試圖抵擋「消失」的劇場，並非是單次復刻或重現，而是一次次顯現痕跡的堆疊。
2017年，希臘導演迪米特里．帕派約安努（Dimitris Papaioannou）第一次來台灣，搬演作品《偉大的馴服者》（The Great Tamer）。迪米特里以奇觀式人體拼貼無限延展切割交纏，成為一幅幅偉大傳世畫作的諧擬（parody）不僅只是「再現」，而是解構原畫作的原型（archetype）與再延伸的內在意涵，令台灣觀眾驚豔。 我卻被迪米特里的黑色底蘊為之神移，「黑色」不單指舞台上黝黑的裝置與色調，那些四處散落堆疊如厚土的地圖板塊，亦是如影隨行附著於人物之間的死亡意象，就像巨大墓塚的陰影，籠罩在每個人身上。 如此闇黑的底色，襯托著舞台上戲謔嘲諷喧鬧的畫面飛揚翻騰，讓其有足夠拉扯的力量迴返地面。雖然迪米特里全場「以輕御重」，來駕馭如此厚黑的底色，亦如最後一個表演者不間斷地抵拒著地心引力的影響，鼓氣吹起一片在空中飄浮的錫箔紙片，不讓其掉落在地面上。黑色的意象讓《偉大的馴服者》顯露生命的終局：即使人類文明再怎樣恢宏崇高，終需一死。面對死亡，人類惟有俯首稱臣，謙遜以對，此為亙古不變的定律。 這樣死亡的顏色，更彰顯於迪米特里替碧娜．鮑許（Pina Bausch）逝世後的烏帕塔舞蹈劇場（Tanztheater Wuppertal），所做的《Since She》。作為烏帕塔創團以來，首位受邀創作的客座導演，迪米特里對碧娜與其創立的烏帕塔舞蹈劇場，發自內心誠摯的愛慕與尊崇，《Since She》猶如一封情書，一首向碧娜致敬的天鵝輓歌。 舞台上從未出現碧娜的身影，卻處處顯示碧娜的無所不在。碧娜猶如神祇被資深印尼藉女舞者Ditta Miranda Jasifi具象化，盤坐於舞台上層黑色泡棉所矗立的山巒之上。「死而復生」是《Since She》裡一再重覆的Motif（動機），處處充滿聖經故事耶穌讓死去的拉撒路（Lazarus）復活的意象，似乎是迪米特里幽微投射的假想：如果碧娜還在，將會是怎樣的景況？ 觀看此作品的過程，數度讓我熱淚盈眶。憶起故人、想起逝去的事物，時移事往的過去已不復存在，惟有當下，才是倖存下來的人所能珍惜的。接踵而至的COVID-19疫情波折阻撓，迪米特里原訂要在2022年兩廳院國際藝術節TIFA，帶來《橫向定位》（Transverse Ori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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