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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调不是创作护身符

郭亮廷&周伶芝,资深同学,一起写稿、翻译、看戏、看中医。专栏名称是女儿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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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田野的经验,和既有的观点论辩,关於那些「不会是什么,又还会是什么」,而非「只有是什么」。回到创作上,才能透过对地方的感觉结构,建构出反身性的思考,提供创作诠释的可能性。也因此,田调之后,更大的挑战在於,叙事者采取的历史和经验辩证的位置,以及记忆和技艺身体的美学转化。

现场总是迷人,我们受其诱惑,知识的获得、动态的温度,带来新鲜的推动。我们也许带著问题,朝现场出发,希冀寻得答案,即使徒劳而返,也视这一身体经验为某种启示,甚而意欲重建现场。当创作谈田调时,是田野的诱惑,还是方法的规格化,是异质思考的移位,还是自我投射的假说。

田调作为创作研究的工具在这十年再度热议,成为一种创作的概念,有时甚至放大成为创作的动词。这和艺术介入、参与、关系美学、机构生产、文化认同的身分追寻、现地创作等,不无关系。相较於一九八○年代,小剧场运动在西方思潮下体认自我外部化和重建身体史的溯源情境,廿一世纪的田野意识,更是建基在全球化的在地抵抗。创作者开启田野调查,无论时间长短,多少带有那么一点抵抗意味,抵抗官方机制的绩效管理、抵抗单一的进步时间观。那是认识到定义的标准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松动的同时,也担负起对在地文化的承诺。

不过,当创作者将田调视为创作上的真实佐证,政治意识的托体,或是谈论自己身浸其中都不会轻易使用,进而质疑他人的田调意图,两个极端,其实都是过分强调身入田野的主体性,具有自我形塑的成分。且如今,剧场创作重以田调为标志,再一次寻找身体的气氛,却也让人同时思索,创作面对机构化的环境时,如何因应、自处,以及小剧场运动之后,近乎相同的题目所反映出,身体脉络的断裂,而我们总是在重启田野。

经验的辩证

若明示田野,那是在於田调档案的转译,和艺术创作之间的辩证。但大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田调取径逐渐落入一种单一流程,身体和经验采集的学习展现,证实的意图大过翻转。田调变成创作的正当性,而不是另类诠释。有时,创作基於资料汇整的思考惯性,意图「全景再现」的思维,不是知识型的整述,就是符号表面的模拟,因而形成更为封闭的操演场域,并逃脱了作者之责。

然而,出发田野,便是为了反省自己所熟悉的形式和观念,重新探问视角的转换和偏移。田野帮助我们捕捉复杂的动态、异质的时地想像,提供来回思考的辩证场域。在这实际移动的关系和身体练习里,我们和相互勾引出来的资料互动、编码记忆,其中势必牵涉到历史意识的反刍。透过田野的经验,和既有的观点论辩,关於那些「不会是什么,又还会是什么」,而非「只有是什么」。回到创作上,才能透过对地方的感觉结构,建构出反身性的思考,提供创作诠释的可能性。也因此,田调之后,更大的挑战在於,叙事者采取的历史和经验辩证的位置,以及记忆和技艺身体的美学转化。

我当然也受迷人的田野所惑,那些现场的经验让我兴奋,也让我自问,该如何成为作品,但是,它该成为作品吗?身在结构之中,我的工作肯定也犯了前述的问题而无自觉,该如何带著那些初次的悸动和神秘召唤,又能进一步分离出来、观察创作和环境的互动。而这篇只是个小小煞车的初步反省和自我提醒。

受伤,是为了超越

田野有其不确定和解放力量,我们在碎形田野里其实都是边界角色。田调过后,创作的挑战才真正开始,如何更细致地处理,不绑架和消费田野,也不受田野经验困绑,如何建构不受议题拘束的美学,同时仍能看到作品之外的现实,又如何能保留开放的孔隙,让日常的混杂和异质在其间流动。

贝哈(Ruth Behar)在《伤心人类学》里明启,受伤并非为了心伤,而是为了超越那些不受伤便无缘跨越的限制。我们终究要在创作里探寻的是,交缠过后的身体实践,如何以艺术的特殊视角呈现不同社群、地方的历史意识和精神性,甚至是非人的伦理和世界观。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06/11 至 12/31
《PAR表演艺术》 第336期 / 2020年12月号

《PAR表演艺术》杂志 ? 336期 / 2020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