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 Columns | 黑夜白

过程批评的批评

郭亮廷&周伶芝,资深同学,一起写稿、翻译、看戏、看中医。专栏名称是女儿取的。
AAA
微博 微信 复制网址

我没说清楚的是,当一个作品尚在发展阶段,评论者难以给出评价,以至於演后座谈从一个论断的终结时刻,变成一种不断的讨论过程;当最具毁灭性的批评都有可能在下一阶段质变为建设性,甚而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当观众参与和回应(response)得愈来愈多,作者的责任(responsibility)是否变得愈来愈模糊呢?

「喂,你上次写的那一篇,怎么看起来没写完哪?」这是吴思锋对我在八月号本专栏上写的〈过程的批评〉的批评。那是我对於某次演后座谈的一篇速写,起因於一个念头:演后为什么一定要谈呢?可能作品太神,而所谓感动,经常是更长时间地令人感觉词穷,所以好的好评难得一见;也可能作品太烂,烂到令人难为情,所以好的负评也难得一见。总之,演后不谈,沉默可能正是最丰富的回响。

可是阶段性呈现、发展中作品、实验计画,照例都有演后座谈。今年台北艺术节的「共想吧」突变,改成大家移往大厅自己享用茶点自己谈,social的性质大於交流想法,老实说,我都有点失落。那到底在期待个什么呢?期待创作者多谈一点构想,观众多分享一些意见,好让问题被厘清,如果我们还懂得发问的话。因为作品呈现的是它的阶段性,演后座谈就不是谈而是创作的一部分了,很可能从众人的言谈就此展开下一阶段的前置作业,於是我们永远不在「演后」。

这是为什么,我在该篇文章中试图指出,当创作变成一种阶段性呈现化的创作,批评也随之变成一种戏剧顾问化的批评,批评与创作在同一个生产过程内部滚动。这就牵涉到思锋说我语焉不详的第一点。

问题作为责任

我没说清楚的是,当一个作品尚在发展阶段,评论者难以给出评价,以至於演后座谈从一个论断的终结时刻,变成一种不断的讨论过程;当最具毁灭性的批评都有可能在下一阶段质变为建设性,甚而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当观众参与和回应(response)得愈来愈多,作者的责任(responsibility)是否变得愈来愈模糊呢?许多人可能要一笑置之,从来没有任何人在哪怕是最踊跃参与的阶段性座谈会上,忘了导演或编舞家是哪位,但我要说的是,我也真的很少在哪怕是观众回应最稀疏的QA中,见识到一位创作者提出充分的论述为他的作品而辩。

再说一次,艺术家本来是有权保持沉默的,前提是作品已经完熟了,作品比作者更好地表达了他的能说与不说。但阶段性呈现不是,作品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见的情况下,是创作者主动发出了观看的邀请,我认为,若是这样的话,作者的论述能力责无旁贷。挪用周伶芝也是在上一期本专栏的说法,作者有其责任,为了他因阶段性呈现而延迟完成的「晚熟风格」而辩。否则,被邀请来像戏剧顾问团一样给建议的观众,从何问起呢?

所以,拜托拜托,在这类演后座谈里,请不要再用「大家有什么问题?」当作开场白。因为最大的问题,就是作者是否勇敢地面对了某个难题,我们必须先知道作者在一个问题上艰难地走了多远,这样才能让未完成,成为对话的可能。

公共性与美学

思锋知道我很少上网,好心寄给我几条对於拙文回应的连结,其中,吴孟轩发表在香港IATC网站上的〈评论的定位困难与失能〉也批评了我的批评,我很谢谢她,因为批评来自细读,我对自己可能都没读得那么仔细。但是我并不同意她的批评。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吴孟轩认为,评论不但没有因为被内化为制作流程的一部分,而丧失其独立性格,不,正是因为剧场的表演与评论从来就是与更大的社会生产机制、公部门和私人机构相互依存,身在其中的评论人反能更有经验基础地透过书写,在整个生产关系内外进出。作者并援引巴尔梅(Christopher B. Balme)的《剧场公共领域》The Theatrical Public Sphere,指出评论的对象不该缩限在剧场内的美学体验,而应该向外看到剧场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对於身分认同、族群冲突、言论自由等公共议题所造成的影响。

问题是,今天的剧场圈,不正是那些谈论疫情、转型正义、性别认同、生态危机等公共议题,跨机构跨领域的阶段性呈现或完成品,得到最多的评论,有时候还外加留言串吗?而这些评论当中,有绝大部分谈权力关系、观众反应、职人与素人等等,谈得都很公共,谈得最少的刚好是巴尔梅判定为不公共的美学。说到这里,前面提到作者的责任,我们实在太常看到很公共却无美学的作品,这之中肯定有评论者的责任。

本篇文章开放阅览时间为 06/11 至 12/31
《PAR表演艺术》 第335期 / 2020年11月号

《PAR表演艺术》杂志 ? 335期 / 2020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