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北京中央民乐团的点滴还在乐界传送，上海民族乐团已在大家的期待中莅临台北。相隔二个月，十月十九、二十两天在国家音乐厅，上海民族乐团也缔造了很好的票房记录，并获得台湾听众如雷的掌声。

高人指点，曲目多样

事实上，上次中央民族乐团的曲目是很受当场听众欢迎的，只是「没有特色」及「千篇一律交响化」乃成为专家一致的批评。为此，上海民乐团及主办单位不耻下问台北专家，如何能订出一套又受大众欢迎，又能让专家肯定的曲目。果然，两天的演出，无论「大众取向」、「新秀取向」、「乐团特色取向」及「多元化取向」，都得到一定的成功及喝采，尤其多元化的特色，更是令人听到将近十点，也不觉得沈闷。这是国乐发展中，一个全面性的示范音乐会。

以乐曲种类来看，有传统乐曲三首，传统乐曲新编四首，创作独奏（协奏）曲五首，创作合奏曲八首，还算均匀。其中，创作曲从较传统的旋律性写法，到音响较新款，注意配器的合奏（如〈山菊〉）都达到预定效果。以风格而言，保守曲目及同一人作品嫌多了些，若能加上如中央民乐团所奏〈漠楼〉之类，以中国乐器丰富音色及多变奏法，营造更多层次及想像空间的作品，则当更具有民族乐团站在时代尖端之意义。

以演出形式而言，有大合奏六首，独奏与大乐队四首，独奏与小乐队四首，传统小组合奏三首，现代小组合奏二首，独唱与大乐队一首，面面俱到。乐队编制及音色的变化，使得视觉听觉都获得调适而不致疲乏。国乐发展至今，不过几十年，在参酌传统形式及吸取欧美音乐之优点下，能有这么多种形式，已属不易。展望未来，惟愿「交响化」大合奏不要变成唯一的路，现代创作的室内乐在配器实验过程中，应该居更重要的地位。

指挥称职，团员卖力

首先登场的樊承武是外借而来，却只指挥两首曲子。其指挥动作简单稳重，不尙花俏。〈将军令〉在此地常被演出，但由上海民乐团演出来却不精彩，声部之间协调不足，强弱快慢变化缺少戏剧性张力，打击过份大声，且音色完全不融入乐团，听此曲宛如回到二十年前的台湾国乐团的演奏。不知是指挥引导不够，或是乐团刚抵达的疲乏及对音乐厅的不适应？第二首〈潇湘水云〉较入状况，但融合度仍不够。下半场的王永吉个子虽小，与樊承武高头大马成鲜明对比，在指挥的肢体语言上也是南辕北辙，王的动作多而大（偶而略嫌夸张），精确有力，三首交响化的作品在其细腻的指挥棒下，奏出迥异于上半场的松散，展现专业乐团应有的水准，令人刮目相看。马圣龙是演奏出身，任该团指挥多年，虽没眩目的动作，但以其对乐器之了解，及与团员多年的默契，倒也虎虎生风，恰到好处的演出该团擅长曲目〈组曲乐锦〉、〈胡笳十八拍〉及〈东海渔歌〉，使乐团发出集中而紧密的音色表情，强弱有致，松紧自如。

丝竹细致，交响丰富

丝竹乐及弹拨小组，是该团多年累积的招牌，〈中花六板〉及〈行街〉两首江南丝竹，表现了丝竹乐特有的细致优雅。不过不知是否受现代音乐理念影响，处理的凿痕明显，不够潇洒自然，抢让之间有点造作，且每个人奏起来都是小心翼翼的，使得〈行街〉慢板慢得不流畅，快板则又没能尽情尽兴地放开。或许是我听多了老一辈丝竹吧！由此也想到「音乐」本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当乐止时，凭借的都只是印象，而无法精确指出声音的原貌。因此不同的时代，不同人演奏而有不同的诠释，本是一件自然的事。这种现象在〈春江花月夜〉的原汁原味中，倒是没有发生。仔细一瞧演出者，除了琵琶是个三十出头的小伙子外，其余都五十岁左右，看他们不疾不徐，老练地奏出渔舟晚归，夕阳西沈画面，真如乐曲解说所言，有声有色情景交融，曲调柔美优雅，令人百听不厌。

弹拨乐合奏是目前国乐的族群乐中发展较早，且较有成绩的。弹拨乐器种类多，各具风格，且高、中、低声都齐全，是一个完整的合奏体。

在交响化的乐曲中，周成龙的〈山菊〉显得突出。〈童谣〉选自台湾〈天黑黑〉，有其新意，但效果不显。〈东海渔歌〉是三十年前的名曲，此曲在当时可说是国乐发展的一个里程碑。三十年来在乐队编制、作曲技术都已有很大的进步。

音乐之外，令我有一点惊讶的，是乐团团员演奏时肢体语言的欠缺，尤以拉弦乐为甚。其动作木然，暮气沈沈，与所听到的音乐及指挥充沛的活力形成极不协调画面。以往对大陆印象都从录影带来（大多是出国演出），其演出无论独奏、伴奏总是非常投入地摆动身体，甚至略显夸张到溢出音乐之程度。而此次所见却完全相反，甚至比台湾乐团还呆板，这是让我十分纳闷的。

台湾已成为国乐发展的希望

中央民乐团反上海民乐团接连到访，我在近观、细听加上深思之下，感触良多，与同行之间讨论，获得以下几点感想，愿与大家共勉。

一、台湾已成为国乐发展的希望：这不是自我膨胀，而是两岸乐界共同的心声。如果你知道，中央民乐团为了此次演出，集训了两个月，上海民乐团准备了三个月，其过程如何艰辛，你也会同意这个说法。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切经济挂帅，艺术成为没经济价値之产业，因此练习厅、办公室外租给卡拉OK、舞厅、贸易公司已是普遍现象，而乐团或个人搞第二产业、下海伴奏、录音、做个体户……一切向钱看。真正的本业反而变成副业，难得有一场演出，演一次要赔钱一次，因此乐团士气不高，人人想尽办法转业或外移。以上海民族乐团为例，四年前我与该团合作的指挥及多位独奏家，竟然已全部离团，令人不胜唏嘘。台湾或许演奏水准尙未臻理想，但习乐人口比例及听众欣赏水准却是最大的助力。演出频繁，加上比赛、硏习、出版等相关活动，使得彼岸同行，竞相往台湾发展，我们应该把握此一契机，好好努力。

二、建立台湾本土风格为当务之急：地方性无碍于扩大成全国性甚至国际性，反而是立足乐坛的特有利器。在西方音乐发展中，我们看到很多国际性的乐曲原也是民族性作品。以此而论，「上海」比「中央」更値得我们参考，「上海」以其特有的江南风格之艺术特色立足中国，并以此传统为基础，「尽管借鉴了不少西洋作曲手法，但仍保持著非常浓郁的民族风格」（该团团长顾冠仁语）。「中央」的交响化有其成就，纯净音色、声部平衡値得学习，但乐团也显得没有风格。台湾三、四十年来一切以大陆马首是瞻，此刻在主客观环境逐渐成熟之际，如何撷取本土音乐精华，发展台湾国乐特色，应是首要之务。

三、多元化方能丰富国乐的生命：对于一个以传统乐器为主的乐种，无可避免会有一些包袱。如今，这个不甘被潮流湮没的新乐种「国乐」，却已存活了下来，并有愈来愈盛之势。只是，随著潮流冲剌，有时不免过头，中国乐器无论如何改良，一定要保留它的音色和奏法，不然岂不直接采用西洋乐器还快些！目前一味往大发展，以中国乐器纷杂的音色，恐未必是好（当然，对作曲者也未必是坏）。但若只保留传统丝竹型式，对现代生活节奏，也未必全部适合。模仿西乐，交响之外的形式还有很多，如室内乐、弦乐合奏、管乐合奏、铜管五重奏、木管五重奏、协奏……等；保留传统，丝竹乐之外也有锣鼓乐、吹打乐、弦索乐、鼓吹乐……等。因此善用中国乐器特色，加以各种不同组合，路子多了，如树木的根一样，国乐自然能稳，然后才能朝上、朝四周长成世界乐坛的大树。

四、培养欣赏人口才是长久之计：虽然彼岸两大乐团此次有很好的票房，但四十年来第一次莅台演出是具有强大号召力完成的。若做为长驻此地的国乐团，则恐怕很难场场如此。因此，靠这种明星式、新闻性的宣传，终究不是办法。长久之计，还是应培养广大民众以欣赏国乐为休闲活动，把它当成看电影、爬山、打球一样。而培养之道很多，有待诸位同行开发维营，以改变一般人对传统乐曲的观念，打入大众的生活里，则国乐的兴盛才是指日可待的。

 

文字｜陈中申 台北市立国乐团指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