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 表演艺术杂志

谈到文化补助政策，近年来已经有不少人考虑到：是否造成艺术团体的依赖心理？而台湾的票房市场迟迟没有发展，是否与补助政策相关？艺术圈里的人口，目前呈现老鸟与菜鸟的两极化现象，其中的因素又在那里？补助政策的公平性有何技术手段来促成？整体艺术环境发展的当务之急又在何处？我们访问持中间立场的文化工作者林谷芳，谈谈他对眼下文化环境的想法。

确定「路线」，接受评鉴

艺术活动有没有市场，其实不是补助政策第一个要考虑或补助的理由，我认为该考量的是一个积淀性或创发性的问题。因为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里，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以被生意化，只要有潜在的市场，就有商人会去创发。只要有赚钱的机会，自然有人会去做，例如近来大的乐团来台，有许多大的媒体和财团介入，因为这时关系到的是媒体之间的竞争。文化活动已经被包含到更大的体系里去打仗。

因此文化补助的对象应该要分类，特别是社会中「主流」或「商业」以及「非主流」或「小众」艺术之间，应该有一套补助的比重考量？现在到底有那些艺术活动是主流？那些是非主流？看来还是混沌一片。其实艺术家自己要做决定，而且还要勇于承担结果。例如目前艺术团体很害怕被定位成商业团体，因为如此一来，可能有得不到政府补助的危机，而且还是有很多人把艺术和商业概念对立起来，然而在艺术与商业间，有较明确的定位划分，却是有助于文化秩序的建立。一个艺术家或团体，也须有他自己明确的选择，而不可能两者通吃。因此，目前如果一个团体走的是前卫的路线，缺乏经费的补助当然会活不下去，他们当然会抱怨很多，因为现在补助政策并没有规定，你是小众文化，所以补助多一些。

可是目前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团体本身不接受批评。其实接受补助，尤其是来自于官方的经费，他们都应该接受社会严格的评论。可是这里又有一个「人」的现象在里面，仔细观察的话，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活跃在表演艺术圈子里的人，不是十年、二十年的老经验，就是刚出世面二、三年的初生之犊。中间人到哪去了 ？对于前者，你几乎找不到有人评论他们；而后者，又让人不忍评论，结果就是一片放纵的现象。而中间人到哪去了 ？这是一个断层的问题，艺术经验明显的没有累积。有人说艺术大老垄断了资源，所以人才流失转行。是不是这个原因？大家可以想想。但是前一阵子有一个传说，某个艺术团体自称应该可以不必受评鉴制度审核。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也许在二、三十年前，有些艺术家是做了不少开基立业的事，可是不能因为他们是业界大老，在艺术的质量上就可以不接受检定，因为这是两回事，而且艺术事业不是公务机构，无法用年资深浅来比。

其实这是人之常情，对艺术家来说，从过去的光环中醒悟过来很难；然而要他们放下身段和政府或企业对谈补助的问题，其实也不容易。这种第一线接触，官方机构的承办人员最是淸楚，可是很少有人替他们讲话。他们业务量真的很大，可是每位艺术家来洽公，都是流露出自己是艺术家的派头，有的人则一开始就抱定会被承办人刁难。我想这里有一个艺术家和金钱之间，自卑又自大的复杂心情。

我们可以再来谈市场的问题。如果一个团体五年只想推出一部作品，怎么会有市场机能？除非我们的环境已经到了一个戏可以演三年的时候，否则五年才推出一部作品，那和到了要演戏的时候，再去成立一个剧团的意义差不多。而艺术团体想自营自立，靠票房市场维生，也要全面思考台湾社会的特质。就像台湾是不是有自己的汽车工业一样，它首先要有一定的量产，否则新型的车种开发不出来，因为投入的资金和心血是很多的。可是它的市场如果只有国内的市场，它就很难有独立的汽车工业。所以有人说裕隆汽车必须靠日本扶持，而且一合作四十年还不能独立，其实就是有这样的瓶颈。因此我们在考量一个艺术团体如何在台湾运作生存的时候，不能动不动就拿德、日这些外国的模式来比较，我们有我们基本上的问题和困难存在。官方或民间都要先澄淸这个观念，否则永远落在一个循环的论证中，因为有一些问题永远无法突破。

表演艺术「歌友会」

建立票房市场并非不可能，但是单靠官方是不够的。所谓的市场有一个投资和报酬的关系，但是我们现在动辄投资五百万、一千万的制作，市场要怎么回收才能平衡？所以这里有一个「票友文化」的建构问题。只要我们这个社会常常在谈文化，社会上的人们感到在衣食饱暖之外，就会觉得还需要一点什么东西。然而要人们马上主动参与艺术活动是不可能的，他们除了要认识之外，还要关心。而让大众「认识」文化艺术的推广工作已经做得不少了，接下来就是如何让大众因为「关心」而参与。这些工作就要靠艺术团体本身去开发和连系，就像传统戏曲有一个票友组织存在，票友会主动参与每一场戏的演出。所以舞台剧、音乐、舞蹈的领域，都该培养自己的「票友」。就像歌星和歌迷之间的歌友会一样，他们其实就是市场的基础。而官方要做的是在基础专业，如软体方面工具书、资料的汇整和编纂，以及硬体建设上提供有心者发展的条件。

硬体的开发，并不是多盖几座大型的表演场地可以解决。文建会近来有一结合所有硬体资源的利用方案，例如所有学校的礼堂或活动中心，如果可以租借给艺术团体演出，而平常也可以开放让社区或民众有发表作品和聚会的场所，那么一个团体推出新作品，就不必永远只是「首演」后就收起来，而可以有更多机会到各地去巡回演出，增加整体资源的效益，那么政府的补助再多也値得。

所以艺文场所的数量规模建立起来，一个艺文节目不只演两次，我们就可以看出后续的影响和这个作品的再锤炼。也许这些只是中、小型的节目，而大作品应该是在中小型的基础上磨出来。到时候各个团体可以有自己的理想，多久想做一个大案子，或是官方也可以策划一些大活动。

补助政策该转型

回过头来谈官方现阶段的补助政策，尤其是文建会的功能，我的意见是它应该到一个转型的时候了。因为政策本身并不希望使受补助者养成依赖官方经费的现象，然而我们又不能否认这个现象已经成形。艺术团体因为存有依赖的心理，因此对补助政策的公平性也存疑很多。当然这种存疑的态度本身也不是全部是非理性的，而问题就在于评鉴制度。也许我们必须无奈的承认，艺术行业里的专家学者太少了，换来换去，还是那几个熟悉面孔，而我们希望他们以非常理性的态度来评审，似乎又很难做到。所以公平性的问题并不在于经费的分配有多少，而在于整个申请过程是不是具有透明性和专业性。我们当然可以从评审专家学者的身份，信赖他们的专业性。但是我们不知道他们运用专业能力进行评审的过程，不淸楚其中争辩的经过，更不了解官方的经费是如何被分配支援到某个企画专案上。因为这一层没有公开、透明化，大众的信任没有凭借，于是难免被部份人想像有「关说、护航」的可能。

现在文建会有社区剧团的扶植计划，以及六年国建扶植国际性团队的计划，倒是有别于一般专案申请的补助政策。但是后者以六年为期，前者还不知能继续多久。现在对很多团体来说，他们很希望有多一点长期性补助的政策，可是不论是社区剧团或是国际性团队的补助政策，目前才开始不久，成效还不明显，问题却已出现不少。但是就国家文化资源的分配角度而言，对具有长期发展（例如专业经营以及票友文化的建立）的团体，所给与的补助，以及专案活动企画之间，应该要有所划分。

我个人的基本立场，就是不能让艺术家活得太好，这种说法不近人情，但是艺术的创作往往会被富裕的物质条件所压抑。而且有时候严酷的形容，我们简直是拿全体纳税人的钱，来让一群「艺术家」玩，所以文化补助政策到底成效如何？还是要问问艺术家自己的良心。

 

特约报导｜郭玉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