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古希腊文化所孕育的悲剧力量跟中国的传统戏曲结合，却产生种种不搭调的缺陷。这不免令人再度回顾中西文化的差异。
去年十一月，大陆表演奇才裴艳玲再度偕同河北梆子剧团抵台演出。在这一连串的戏码中，旧戏如《锺馗》与〈夜奔〉仍吸引为数不少的观众，但引人注目的新戏却是《孽缘报》，因为它改编自希腊悲剧《伊底帕斯王》。裴艳玲在戏中饰演普思，无论就唱腔和身体语言，皆是炉火纯靑，独树一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当古希腊文化所孕育的悲剧力量跟中国的传统戏曲一结合，却产生种种不搭调的缺陷。这不免令人再度回顾中西文化的差异。
神人交战的悲剧力量弱化为一则悲惨的故事
众所周知，希腊文化是西洋文化的两大渊源之一。在古希腊，史诗和悲剧特别可以呈现神人交战的悲剧力量。以悲剧而言，伊底帕斯的神话故事更突显人一直极力要逃避神的诅咒，最后虽然失败，但奋力不懈的求知过程却散发出一股悲剧的力量。显然，这个故事在悲剧作家索福克利斯的生花妙笔下，再度表现出这种文化的精髓。尤其是，在情节的安排上，索氏直接从故事的中间切入，点出底比斯城正遭受瘟疫的侵袭，因为城中的某人是杀害先王的凶手。为此，神必须要惩罚这个城的老百姓。当时，伊底帕斯为解救城中的百姓，乃央求盲先知泰瑞西阿斯前往神庙乞求阿波罗神能够给予答案。而剧情持续发展下去，最后伊底帕斯发现自己竟然是杀害亲生父亲的凶手，如果将这种情节的发展与时间的变化跟《孽缘报》相比较，则可以发现后者一直囿于写实主义的框架中，未能有所突破。
显然，《孽缘报》的局限在于将情节的变化导向直线式的发展。换言之，这出戏一开始就呈现普思遭到父王派遣牧羊人丢弃荒野，以致剧情的发展弱化了希腊悲剧原先所具有的悲剧力量。因为索氏的《伊底帕斯王》运用「现在」与「过去」的交错，展现伊王能够奋力不懈去追寻凶手，而整个过程更标举人如何去抗拒神意的勇气。也因此，以剧情的发展而言，《孽缘报》只能算是一则悲惨的故事，缺乏悲剧力量。
武功取代了智慧
此外，《孽缘报》的另一项问题是缺乏三种角色，即盲先知、狮身人面怪兽、合唱队。首先，伊底帕斯由于破解狮身人面怪兽的谜语，受底比斯人民拥立为王。这表明伊底帕斯是一位具有智慧与知识的英雄。然而，在《孽缘报》中，这个揷曲却将怪兽转变成群妖，而普思运用武功予以制服。就此点而言，普思并没有表现文才，因此这段揷曲只是刻意去表现传统中国戏剧「邪不胜正」的主题罢了。
相对而言，伊底帕斯恃文才而傲视一切，尤其是，在他与盲先知的对话中，更加突显悲剧的矛盾力量。以盲先知而言，他的预知能力是来自于天帝宙斯，如此一来，他甚至可以算是神的化身。在戏中，盲先知指出伊底帕斯是凶手，但他却极力否认，因为他一直相信自己的智慧。不过，一且答案出现，他也勇于面对眼前的一切。事实上，这段对手戏隐含著神人交战，而伊底帕斯做为人的角色是具有某种程度的无知。不过，如果仔细深思盲先知这个角色，则发现《孽缘报》 根本缺乏神人鬪争的主题。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天（神）人合一，甚至和平相处，一直是大家的共识当然，《孽缘报》的巨大冲击力也就无从爆发出来。
缺少合唱队的冲击
最后，合唱队的问题也是値得深思的，但这必须跟政治制度混为一谈。回顾过去，在古希腊的城邦政治中，民众可以在广场和统治者当面辩论政治议题，而希腊悲剧的合唱队就是民众的具体代表。然而，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统治者往往力排民意，或许这正可以解释《孽缘报》的编剧一直不愿或无法去处理合唱队这种角色。
以上的论述往往只围绕在以希腊悲剧为准则来讨论改编的问题。也许有人认为中国大陆曾经历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以至当今的开放改革。目前，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下，大陆以往的大家庭逐渐迈向小家庭制。以小家庭的父、母、子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基础，类似伊底帕斯的故事也可以用现代的角度来处理，倒可不必处处受制于传统的希腊戏。事实上，大陆的戏如果好好运用合唱队的角色，必然可以散发更大的冲击力，至少过去曾爆发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以蜷川剧团的《米蒂亚》为例，它跟《孽缘报》同样是改编自希腊悲剧，但蜷川却能善用六○年代街头运动的活力，表现在舞台上的合唱队，同时又处理家庭的夫妻问题。难怪蜷川这出戏在希腊演出，一直佳评如潮。
总的说来，《孽缘报》的改编问题虽然引起很多人的争议，但裴艳玲的唱做仍然値得大加肯定。特别是，她做为一位女性演员在表演过程中能够将女体潜在的阳刚力量一一展现出来，确实令人钦佩。
文字｜辜振丰 东吴大学英文系讲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