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的叛逆是京剧及任何传统剧种亟需的养分；但艺术的叛逆不能只有「政治」没有「美学」。在新编《潘金莲》剧中，显然谆谆告诫的意图大于艺术的浸淫，反而模糊了叛逆的初衷；但失焦的叛逆总比失血的衰颓好。
潘金莲的故事有水浒版，有金瓶梅版，（当然还有地方戏曲中的种种版本，不过多半不出前二者的基调）。故事虽不是完全一样，重点也各自有别，但对二者而言，金莲之不守妇道是无可置疑的，而死之于她似乎也不是过份的惩罚。这样的「杀淫妇」的传统在中西方都源远流长，在讲究伦理的中国社会的主流论述中，淫妇尤其不杀不行。那么，到了我们这个意识型态无所遁形的当代社会里，这么一个故事就有翻案的必要了。
翻案的方式可以有许多种。改写剧本，把观点与重点挪移是一种，更澈底的则是把写作剧本时的心路历程予以暴露，凸显出主流思考的偏执。此次复兴剧团演出的魏明伦改编的剧本，便属后者。
一般而言，改变观点与重点对作者而言比较容易，对观众亦然。但以揭露写作过程为轴线的作品，则不但作者面临的考验较不熟知，观众的接受程度也因同时承受美学与政治（广义）的双重冲击，而有较多的折损。因此，这个剧本便値得在翻案之外再给予鼓励。而复兴剧团勇于演出此剧，更値得喝采。
后设小说的模式
本剧关于写作心路历程的描写方式，显然是受到西方后设小说的影响，但后设小说的祖先之一是剧场中人布莱希特（Brecht）。此人的「疏离」（alienation）剧场观深受中国传统剧场的影响。因此，本剧的后设成分倒也可以说是有某种礼失求诸野的意味。不过西方后设策略则已超越一般性的疏离效果，而进入完全自觉的反省。在后设作品中，作者（当然未必是作品真实的作者）在创作时心中各种论述的交战，都坦然呈现，并一一成为故事的一部分，目的是要以此凸出创作过程中作者的选材取角并非自然而然，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作品所呈现的更不是天经地义的真理，而是受到各种意识型态（经意与不经意）交织影响下的产物。
后设的写作便是要一一追索来自各种意识型态的影响，以及在各种竞争的意识型态中，主流的意识型态是如何以诸般诱骗胁迫的方式，取得最终的宰制地位。本剧基本上便是以此后设模式为基础的翻案文章。
剧中包括主要角色在内的各色人物，都可以视作是「作者」内心的不同声音，在作者创作的过程当中，试图抢夺发言权。其中徐久经、施耐庵代表正统的伦理观；而贾宝玉、安娜．卡列尼娜、武则天等人代表的则是质疑与反抗传统的声音。对一个「当代」作者而言，在受到东西文化各种「另类论述」（alterna-tive discourse）的冲击与洗礼之后，传统上定于一尊的伦理观无可避免的是漏洞百出。而本剧中，传统伦理观的维护者甚至被「丑化」成丑角，其鞭笞理教的用心就甚为明白了。
为推翻父权而强调父权之敌──情欲
至于本剧中潘金莲故事的主角，则仍维持通俗版本中的内涵。即武大代表的是（父）兄之名（Name of the father）或律令（the Law），金莲代表的是游走在父权体制边缘的阴性顚覆（破坏）力量，而武松则是初经人世，刻正置身成人世界门槛处的少男。故事的原型当然是衰老的鱼王（Fisher King）无法再维持国土的纲纪，女妖开始作祟，最后由靑年骑士斩妖袪邪，取代鱼王，重振纲纪。这个古老的敍事架构中所沉积的对女性的偏见，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个三角架构中，女性往往趁著父或兄的「不在」或「中落」，以情欲为利器，把父权体制的纲纪搞得天翻地覆。因此，情欲从古到今一直被父权体制视为最大的敌人。而与情欲结盟的西门庆也必须是「阴」险狡诈，且有点娘娘腔。如此，则本剧特别强调情欲的贲张，也是良有以也。
而且本剧不但著意描绘金莲渲泄情欲乃是长期压抑而不得不然，也大力渲染武松并不是个石做的人儿。换言之，本剧对女性（金莲）的平反是以肯定情欲为策略，以求直取问题核心──父权体制压制（阴性）情欲。
革命的陷阱
然而，或许就是太直接了些罢？原先允诺带来更丰富内容的后设成分，反倒成了本剧的负担。原因就在于，那些代表作者内心冲突的历史人物，往往直来直往把话都说尽了，如此，看戏不就是多余的了？若说看戏是主要的，那么那些人物的话又显得没有那么必要──毕竟让作品自己说话还是最重要的。
我想这是革命文学常遇到的陷阱吧？作者使命感太强，深怕读者与观众不察，必也大声疾呼。于是本剧在演出时，只要历史人物一出场，气氛就为之凝重起来。但后设的成分难道不能戏剧一些，艺术一些，幽默一些吗？其实成功的后设作品，都没有让人聆听教训的意味。但本剧则显然谆谆吿诫的意图大于艺术的浸淫。我们在看戏之前知道的，就是我们在戏中看到的。若是作品不能让我们有意外的惊喜，就难说它是精采的作品。而剧本较弱的京剧（及所有传统戏曲），若不能有艺术性较高的剧本，则对现代观众的吸引力恐将有限。
对传统的叛逆是京剧及任何传统剧种所亟需的养分，就这点而言，本剧的创新意图与复兴剧团勇于演出确有大破大立的积极意味。但艺术的叛逆，不能只有「政治」没有「美学」。本剧太过泛滥的政治，可谓辜负了复兴剧团优异的演出。不过，总体而言，本剧叛逆的结果虽有如剧中叛客的造型一般，模糊了初衷──当代打扮的亲和意义与后设手法的疏离效果是彼此冲突的；但失焦的叛逆总比失血的衰颓好。
文字｜廖咸浩 台大外文系教授
